朝上东坡路，夕上东坡路，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
不管名号的真正来源如何，我们所熟识的苏东坡出现了。因为诗人实在太清闲，没有公务需要他处理。很多友人怕受牵连，与他断绝了往来，他也知道自己此时不太受欢迎，很自觉地与外人保持距离。时间太充裕了，也许不知道怎样打法，据林语堂先生说诗人还练上了瑜珈。在给张方平的书信中，他介绍了自己的经验：每天夜半以后披衣而起，面对东方或南方盘足打坐，调整呼吸，咽下唾液，气沉丹田，“凡九闭息三咽津而止。然后以左右手热摩两脚心，及脐下腰脊问，皆令热彻。次以两手摩熨眼面耳项，皆令极热。仍案捉鼻梁左右五七下。梳头百余梳而卧，熟寝至明”。
当然，诗人还保持着几分理智，知道内丹可炼而外丹坚决敬而远之，虽然他对长生不老的外丹很感兴趣，但也知道这些异人奇士不可相信。长寿的秘方则在于调节心情，生活有规律，他总结了四条原则：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安步以当车；晚食以当向。生活的自由，使他精神状态有很大的改观。随遇而安的思想，则使他超越了世俗的是是非非。诗人经常遨游在山光水色之中，品味大自然的和谐美妙。有次他在江上一个小舟中喝酒，一时兴起，唱词一首：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仗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第二天就有谣言传苏东坡顺流而下逃走了，黄州太守大惊失色，因为苏轼是他监管的罪人，他立刻前往苏家，结果发现苏东坡高卧未起，仍在酣睡。虽然诗人对外界的议论已经不太关注，可他的一言一行始终落在有心人眼中。有段时间苏轼患了眼病，几个月都杜门不出，结果就传言诗人已经归天，这个谣言甚至传到皇帝耳中。皇帝正在用膳，于是叹息说“难得再有此等人才”，竟然没有胃口再吃下去。老朋友范镇也听说了这个消息，很是悲伤了一阵子，还准备好了丧礼，后来他觉得还是应该落实传闻，派人到黄州一打听，才发现只是传言。后来苏轼在给皇帝的表章中说：“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当然，这只是套话，为了骗取圣上的鳄鱼之泪。此时的苏轼，对生活有了更深的感悟，完全没有悲观厌世的情绪。
谪居黄州，是诗人思想上脱胎换骨的一个契机。死里逃生的他，在大灾大难过后，深切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开始思索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的思想境界与人生态度都发生了飞跃，他也迎来文学创作的高峰。《赤壁赋》等作品之外，《定风波》或许可以代表了他的反思：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词前有一小序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从序中的介绍来看，这首词所写的不过是途中遇雨时所持的态度和所得的感受，但词人借此表露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展示了自己的宽阔胸襟。面对突如其来的风雨，由于“雨具先去”，同行者皆不堪，可以想见他们通身湿透、急匆匆寻找避雨处所的“狼狈”相。而苏轼却是另一番气度：他在风雨之中“竹杖芒鞋”，“吟啸徐行”，另得一番乐趣。骤雨泼身，可以置之度外；“穿林打叶”之声，可以充耳不闻。自然界的风风雨雨是再正常不过的了，遇上了只需坦然对待。词人在生话的逆境中，壮志未销．对世事未能忘情．又不与之奋斗，而是采取一种超然物外、忘怀得失的达观态度。在一种旷达的气度中．不纠缠于眼前景．身边事，而是超脱出去，在远距离的观察中，描绘人生，升华人生。
5.
元丰七年（1084）正月，神宗皇帝记起了苏轼，亲自写了一道手札，说苏轼人材难得，不忍终弃，量移为汝州（今河南临汝）团练副使。官职虽然没有变化，但暗含有赋闲待用的意思。苏轼觉得自己已经习惯了黄州的生活，有心拒绝，又担心辜负了圣上的一片好意，引起误解。于是他慢腾腾地从黄州顺江而下，然后入运河，转淮水，再入汴水，最后到达汝州，绕了一个极大的圈子，其实是希望事情能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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