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判定的结果是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辙、司马光等人或贬谪，或交纳罚金。“乌台诗案”为什么雷声大雨点小呢？很多文人庆幸说当时的皇帝不够昏庸，还有爱才之心、怜才之意，在一片喊杀声中护住了苏轼。叶梦得《石林诗话》就记载：
元丰间东坡系大理狱，有《咏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时相进呈，以为有不臣之意。神宗问何以知之，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神宗幸无经生之愚，使东坡免蒙不白之冤。
另一种说法则是仁宗的皇后对苏轼很有好感。此时，她身染重病，临终之前对神宗皇帝说，当年苏轼兄弟二人高中进士，先帝异常兴奋，说他为子孙物色到了两个宰相之才。现在苏轼被羁押受审，显然是小人嫉妒陷害。这样的遗言，神宗皇帝自然得遵从。
不过，皇帝、皇后的这些好心肠都是传闻，他们的情绪是靠不住的，我们不必对他们表示感激。苏轼逃脱牢狱之灾，还是靠他自己，靠他在文坛上在社会上闯荡出来的巨大声誉。北宋有不杀上书言事的士大夫的传统，即使那些恶贯满盈的奸佞，也鲜有被直接处死的，充其量只是流放而已。仅仅以文字狱来论处苏轼，毋庸说那些旧党人士，就连新党中的核心人物如章惇也觉得滑稽可笑。事后，据说苏轼还写文章歌颂圣上的英明，叙述他在监狱时，皇上偷偷派太监去考察，发现苏轼睡眠很好，鼾声如雷，于是断定他心中无愧。这样的故事，我们还是不要轻易相信，苏轼这才子有故弄玄虚的癖好。假若碰上一个睡眠状态不好的敏感诗人，不就是一大冤假错案么？
苏轼在黄州的生活非常清贫，主要是工资收入急剧下降，一家老小要动用积蓄过日子，向来不为阿堵之物劳神费心的诗人也开始了精打细算。在与友人的书信中，他开始哭穷：“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然某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现寓僧舍，布衣蔬饮，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凛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
而在给秦观的一封书信中，他得意地介绍了自己节省的技巧，即每月初一取出四千五百个大钱，分成三十份，每份一百五十个钱，挂在屋梁上，每天早上用画叉挑取一份，即藏起叉子，将挑下的钱当作一天开销，如有盈余，则放置一大竹筒内存起来，以待来了宾客招待之用。如果手头积蓄尚可支撑一年有余，就再做其他筹划。想想潇洒的诗人过着这种捉襟见肘的日子，不能不报之于同情。好在黄州的物价很低，据说米一斗只要二十文钱，照此算来一天伙食费可买七斗半米，大约有七十来斤，一家十余口包括七女、三男及两个女婿基本饮食无忧。此外肉食价格也相当低，牛肉、獐、鹿及鱼、蟹之类基本上不太值钱，尤其是猪肉价格低得让人吃惊。看看诗人的这首诗：
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食，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作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传说中赫赫有名的东坡肉，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发明出来的。除了节流之外，诗人想方设法进行开源，拓宽收入途径。在穷书生的帮助下，他从官府那里得到了一块数十亩的荒地来补贴家用。他亲自下地，种植了一些粳稻栆栗。与孔平仲的诗中，他描述了劳动场面：
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对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
这块荒地在黄州城旧营地的东面，他便给它取名为东坡，自己也拥有了“东坡居士”的别号。诗人在东坡的高处还搭建了几间草房，命名为“雪堂”，在堂边种树挖池，做好了长期生活的准备。专家说“东坡居士”的实际上来源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步东坡》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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