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喜欢说话，不喜欢写文章的。两个人或者几个人在一道，随意说话，题目自然会出来，也不必限定字数，面对面的人或是挚友，或是仇敌，亲密或是泛泛之交，彼此心中雪亮，而用语言来曲曲表达，也用语言来曲曲掩饰，有热情，有倦怠，有谦逊，有不屑，总之是有浓厚的空气。倘是两个十分要好的人在一道，于平静中有喜悦，于亲切中有一点生疏，说的话恰如一树繁花，从对方的眼睛里可以看出最深的理解和最高的和谐。又倘是夹在不相干的人群里，他知道自己是为谁而说话，知道有谁在替他辩护，也有一种高贵的感觉。
然而写文章，是把字写在白纸上，没有空气没有背景，所以往往变成自说自话。那么把谈过的记录下来怎样呢?记录下来也不过是瓜子壳，虽然撒得一地，可是瓜子仁已经给吃掉了。然而又非写不可，好吧，就拿瓜子壳出来待客。见《天地》月刊八、九期合刊（1944年5月），署名“兰成”。
命意笔致都追摹张爱玲的路数，虽然没有张的神采亦且显得嗦。他在此时对文艺感兴趣，写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而其中观点几乎是对张爱玲见解亦步亦趋的演绎。这当然还是细小之处，最重要的是，张爱玲的百无禁忌使他得了解脱，影响及于他的思维方式、人生信念，以至于他要说，“我在爱玲这里，是重新看见了我自己与天地万物。”自传开首的序中就要交待“《今生今世》是爱玲取的书名”，书中又有对张的感激之言，说没有她，他亦写不出那部《山河岁月》。《山河岁月》是胡的一部纵论中国历史文化与“天下大势”的书，他避居温州时曾以化名将其中某些部分寄给梁漱溟看，梁颇为赏识，亦以此有邀他北上之议。胡对此书的自矜自得，自不待言。而他自谓没有张爱玲他写不出这样一部看似与张风马牛不相及的书，亦可见张对他的影响之大。
张爱玲年岁比胡兰成小了许多，经历的事情少，生活的天地狭窄，按照常理，在他们二人的关系中，她应该是受影响更多的一方。事实却恰好相反。胡兰成时常发一通议论过后想想不对，便告张爱玲：“照你的样子就好，请不要受我的影响。”张笑答：“你放心，我不依的还是不依，虽然不依，还是爱听。”他又能影响她什么呢?热恋或许多少改变了一点她的孤僻冷漠，但是至少从人生观到审美趣味，我们看不到胡兰成影响的一丝痕迹。
然而热恋中的张爱玲是欢悦的，她需要的不是一位导师--不管是人生导师还是文学导师，以才女的身份，她要的是一个能欣赏她、懂得她的知音，以女人的身份，她要的是一个疼惜、呵护她的男人。有研究者不无根据地指出，张爱玲一派内省内倾，恰似“水仙子”型人物，水仙子临水自照，顾影自怜，心理学范畴的这一概念除自恋之外又有自我膨胀、自我中心、利己、自私等意。李焯雄：《临水自照的水仙》，见郑树森（编）：《张爱玲的世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103页。而前面对张的描述相信已能使人对她产生这样的印象。她不仅孤芳自赏，也希望别人欣赏她。就张爱玲对婚姻恋爱的态度而言，如果是一桩平实的婚姻，她也许不会过多地有这方面的要求，但恋爱与婚姻不同，恋爱是生命的“飞扬”与“放恣”，能够让她“放恣”的人应该助她完成临水自照的心理环境，具体地说也就是应该接受一个出色的欣赏者的角色。欣赏她的什么?当然是她的全部：她的才、她的貌、她的喜好、她的趣味、她的一言一动、一颦一笑。
她最可以骄人的还是她的聪明，胡兰成恰是个聪明人，不仅懂得她，还能将她的意思引申发挥。他是一个悟性很高的听众，而且还不仅仅是听众，因为懂得，他的欣赏赞美之意就格外地令她感到熨帖。与他接谈，张爱玲喜之不胜，以至于有时忍不住要说：“你怎这样聪明，上海话是敲敲头顶，脚板底也会响。”他是她的崇拜者，又岂是寻常的崇拜者可比?历史上尽有男人仰慕才女的佳话，但有几人似他这般颠倒?20年代有李惟建崇拜黄庐隐，终成佳偶，那人才情稍逊，年岁也比庐隐小，圈内人说笑要戏称“小男人”，胡兰成不比毛头小伙子，纵不是伟丈夫，也是自有身价的人，何况他又是个两眼向天的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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