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苏辙在苏轼的墓志铭中所言，苏轼“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他在诗歌中经常嘲讽朝政，这些流传广、影响大，使当权派恼羞成怒。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调任湖州，在谢恩表中，他写道：“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隋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直接挖苦当权派无能又无耻。古代的中国，朝廷的公报是固定出版的，苏轼的文字又惹人注目，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笑柄。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当即羞得老脸通红，他们摘取苏东坡诗中的一些句子，指摘苏轼“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对皇上不忠，对政府不满。这件案子交予了御史台，苏轼被押往京城受审。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当时的目击者通判祖无颇很为苏轼不平，他说：“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据说与家人告别时，全家人凄凄惶惶。为了活跃气氛，苏轼讲述了一个故事：
真宗皇帝在山野林泉之间访求名士大儒，有人推荐杨朴前去应征。杨朴实在不愿意，又没有办法推辞，结果被护卫押送到京师。皇帝亲切地接见了他，问他会不会写诗，杨朴说他自己不会写诗，但夫人能够作诗。临别之际还现场作诗一首：
更休落魄贪酒杯，且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王润之夫人听见这首诗，也不由得破涕为笑。
4.黄州
苏轼在监狱里面呆了四十多天。当时攻击者来势汹汹，苏轼心中忐忑不安，与儿子苏迈约好，如一切正常就送蔬菜肉食；如风向不对就可送鱼。谁知有几天苏迈离京借钱，把送饭菜一事托付给朋友，却又忘了告知接头暗号。这位不知情的朋友觉得应该给诗人变换菜谱，不能整天吃肉，于是改送熏鱼。苏轼以为大限到来，极为沮丧，写了诀别诗给苏辙：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苏辙接到这首诗悲恸万分，但同时敏锐地意识到这首诗是个很有利的证据。他坚持要求狱卒把它拿回去。按照规定，犯人所写的片纸只字都要呈交监狱最高当局查阅，这首诗很有可能流传到皇帝手中。果不其然，皇帝读到了这首诗，也正如苏辙预料的那样被打动了，据说最后皇帝能顶住来自御史台的巨大压力，从轻发落苏轼，与这首诗不无关系。
御史台的官员本以为能够将苏轼置之死地，甚至希望能将司马光、张方平、范镇等人一网打尽。他们找来苏轼反对新法的诗篇，宣称苏轼反对新法就是无视皇帝的尊严，就是侮辱政府，不诛杀苏轼不足以平民愤。舒禀在奏章中说：“臣伏见知湖州苏轼近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龛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陛下自新美法度以来，异论之人固不为少……然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凌谩骂而无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诗为主。……轼万死不足以谢圣时，岂特在不赧不有而已。伏望陛下付拭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不胜忠愤恳切之至。”
苏轼本认为自己没有罪过，他先辩解说他自为官始，只有两次污点：一次是任凤翔通判时，因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钢八斤；另一次在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报呈，也被罚红铜八斤。这些都与他个人道德无关。但苏轼很快认识到申明无罪已经很困难了。御史们讨论的不是具体的刑事问题，而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苏轼写过一篇文章，说“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这也是习见的议论与感叹，是孟子对孔夫子参政态度的概要结语。但御史们却从中发现了苏轼的异端思想，认为这些观点就是他大逆不道的表现：“天下之人，仕与不仕，不敢忘其君。而独苏轼有不仕则忘其君之意，是废为臣之道尔。”这样大的帽子压下来，苏轼吓得不敢喘气。他唯有服罪以求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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