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历史表明，文化中心、人才中心在不断地流变，从古希腊的繁荣到罗马的强盛，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到法国的崛起，从荷兰、英国的殖民扩张到德国的勃兴，直到今天美国首屈一指的富强。
我们同样无法否认另一个事实：在历史上，湖南从来不是人才会聚的地方。作为人才的摇篮，作为湖湘文化的发源地，湖南吸引了不少文人骚客的目光，使他们油然而生游览、观赏和吟诵的雅兴。但是，除了在战争中败退到这里的部落首领和被朝廷贬谪到这里的官员，很少有外面的人才愿意在这里定居。相反，倒是湖南的人才纷纷离开故土，游学异国他乡，驰骋万里疆场，然后在和平的岁月里，继续活跃在远离故土的地方。
湖南人正是以用自己的才干服务于国家和民族而著称，如果外省的人才荟萃湖南，而湖南本省的人才也滞留于本土，那就谈不上湖南人为国家做贡献，而是外省人在为湖南奉献才智和力量了。
这里还想说的是，湖南历来留不住本省的人才，并不是说湖南容不下人才，而是湖南的人才有一些客观的原因要向外流动。其一是人才本身注定是要流动的。他们需要离开本土，到外面去闯荡，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寻求机遇，施展抱负。其二是人才太多的地方，竞争过于激烈，难以出人头地，甚至找不到表演的舞台。其三是湖南人个性很强，本省的人才挤在一起，会互不买账，为了减少内耗，增加建功立业的机会，便有许多人选择了离开故乡。因此，湖南人常有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还有一种说法是，湖南人在省内是一条虫，到了外省就变成一条龙。
举个例子。湖南全省各地大办武馆和武术学校，培养了大批的保安人才，如果他们都留在湖南，就会人满为患，湖南的每一个保安职位，就会有上百人来竞争了。因此，湖南把大批的保安人才输送到广东和海南，以及其他省份，于是在许多地方到处都活跃着湖南籍保安的身影。笔者有一次开着一辆挂着湖南沅江牌照的小车去广东，一天之内有三次奇遇。第一次是在佛山，在一个地下停车场停车时，保安拒收停车费，问他为什么，才知道因为他是沅江人，见到家乡的车感觉很亲切，要照顾一下老乡。第二次是在从广州去深圳的路上，一辆警车在我后面鸣着警笛超车，车上的警察朝我指指点点，我以为是自己犯了规，颇为紧张，后来才听见他们在喊：“老乡！”第三次是停在深圳一个住宅区内的时候，我正在擦挡风玻璃，一名穿着保安制服的小伙子围着我的车子转悠，我正在纳闷，他忽然红着脸问我：“你是沅江人？”我说：“我是长沙人。”他说：“不好意思，我还以为是老乡。”
湖南留不住本省的人才，也没有必要把本省的人才强留下来。湖南人没有贪恋故土的观念，也没有力争让自己的家乡成为国内率先富裕起来的省份。一代又一代湖南人，跑到全国各地从事各种事业，有的是为了个人的前途，有的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但是，当他们功成名就的时候，他们不会像项羽那样大搞“衣锦还乡”，也不会像爱新觉罗的后代，把自己的老家弄成“奉天特区”。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在攻打下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以后，押着大船把银子和财宝运回湖南。他回到老家，看到堂屋里堆的银子和谷仓里的谷子一样多，他便犯愁了。银子多了，怎么保管呢？想来想去，金银珠宝不能吃不能穿，银票埋在地下还怕发霉，不如用来盖房子吧。他决心把故居建设得富丽堂皇。
曾纪泽企图阻止叔叔大兴土木，拿出父亲过去写给叔叔的家信。
曾国荃笑道：“你父亲信中是说怕府第在乱世难免被毁，如今太平军已被我大清荡平，天下即将太平，已不是江西那时的情况了。”
曾纪泽认为叔叔说得有理，于是叔侄俩把荷叶塘老家改建成相府所在地，同时改造了曾国藩出生的屋子黄金堂。
曾国藩并不知道这事。后来他回家看到改造后的屋宅，觉得过于招摇，非常生气，令人把府前“毅勇侯第”的横匾摘除，并表示他一辈子也不入住。他对兄弟子女说：“天下多难，此等荣华均未必可靠！”
后来，曾国藩兄弟和曾氏后人纷纷移居大中城市，荷叶塘的屋宅，终于成为一个古迹，如今已经破败。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主持全国政局的湖南籍领袖们，没有让家乡人享有任何特权。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老家搞成工业基地，也没有把许多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放在湖南上马。
湖南人默默支持全国的工业战线，自觉地把湖南建成一个后勤基地，为外省提供人类生存所必须的粮食。几十年来，湖南一直是全国的稻米、油菜、苎麻的最大生产基地，担当着中国“粮库”的角色。
湖湘子弟遍布全国，湖南成为人才输出大省。同时，湖南扛起了与自己经济实力并不十分相称的财税上交任务。在分税制没有实行之前，湖南的纳税额在全国是排得上名次的。
湖南作为伟人故里，发展速度并没有走在全国前列。直到今天，湖南革命老区的经济文化状况，依然令人为之叹息。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湖南人乐于发扬这样的精神。即使在湖南的经济发展已经显得吃力的时候，湖南人依然保持着充分的乐观，表现出淳朴的憨厚。
在某些地方热衷于到北京“跑部钱进”的时候，湖南人仍旧保持着不靠裙带、不靠关系的传统。毛泽东是不赞成“苟富贵，不相忘”的。重乡谊可以，但他绝少念乡情而提携谁。毛泽东反对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他在1942年所写的《整顿党的作风》中明确地阐述了他的看法。他从湘赣根据地、湘鄂根据地和湘鄂赣根据地带出去了一大批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干部，到了陕北以后，大力提拔北方干部。解放战争中，随着大军南下，留在南方的北方干部人数众多。毛泽东曾对西南的领导干部说：“看《三国演义》，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更要看组织。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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