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若出两人。” 梁启超在艰难的逃亡日子里，挣扎着、坚持着、酝酿着……
“初到日本，居牛口区马场下町。”由于日本友人的帮忙，梁启超生活得以安顿，不久，又闻得家人已避难澳门，生活尚能维持，心中涌起了对友人的感激和对家人的思念，于是频做书以谢友人，并安慰妻子，诉说心中愁苦，倾洒离国伤悲：
“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状，并闻卿慷慨从容，词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大人遭此变惊，必增抑郁，惟赖卿善为慰解，代我曲尽子职而已。卿素知大义，此无待余之言，惟望南天叩托而已。令四兄最为可怜，吾与南海师念及之，辄为流涕。此行性命不知何如，受余之累，恩将仇报，真不安也。
此时，“海外羁逐孤臣，君主被幽，同志掺戮。” 社会空气空前紧张，维新志士四处逃难，清廷鹰爪密布，前途一片黑暗，民众思想低落，社会上阴霾不散，中国危机四伏。梁启超四处奔走，希望能够解救光绪，挽救失败局面，然而，同志频频被捕，消息传来，如针刺般折磨着这位才子。梁启超心情失落，又不得不挺起精神为扭转乾坤作奋力一搏，内心承受着千金重压。
10月26日，梁启超拜访志贺重昂（日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代表），并与之进行笔谈，陈言东亚之乱，中国之安危，实牵动地球之全局，尤对日本影响重大，“盖东方之安危，全系于敝邦之能自主与否，敝邦立则日本之边防、商务、工艺皆受其利，敝邦危则受其害。” 幻想借助日本政府之力来复辟光绪帝位。然则，志贺重昂只是闪烁其辞，全无相助之心，只是暂留梁启超便于日本以施后图，把康梁作为统治中国的工具而已。不过，这也使得梁启超看清了日本等帝国主义的真面目，改变了依靠英美等列强协助复国的想法，坚定了自己救中国的决心。
就在这时，日本报界对中国维新变法大加议论，批判中国变法过于急进而导致失败。梁启超看后异常愤怒，大发雷霆，静下心后，作书于品川弥二郎（日本友人），反驳日本媒体的说法，表示对不负责任、没有根据的报道的深深遗憾：
近闻贵邦新报中议论，颇有目仆等为急激误大事者。然铺又闻松阴先生之言矣。曰：观望持重，今正义人比比皆然，是为最大下策，何如轻快直率，打破局面，然后徐占地布石之为愈乎？又曰：天下之不见血久矣，一见血丹赤喷出，然后事可为也。仆等师友共持此义，方且日责其和缓，而曾何急激之可言？敝邦数千年着疲软浇薄，视贵邦幕末时，又复过之，非用雷霆万钧之力，不能打破局面，自今日以往，或乃敝邦可以自强之时也。
信中畅言中国改革波澜诡异，千起百落，有志之士前赴后继，为中国的富强抛头颅，撒热血，革命情绪高涨，信中梁启超那活跃的思想、缜密的思维跳动着，洋溢着……
随后，梁启超又作了一篇《新党某君上日本政府公社论中国政变书》，陈述了戊戌变法失败的情形，极言中国改革成败与日本的利害关系，并请日本政府设法营救光绪，重行新政，在日本引起了广泛关注，掀起了研讨中国维新变法的高潮。
求助受挫，光绪复位无望，梁启超心境凄凉。尽管资产阶级运动汹涌澎湃，也无法让他提起士气，聚集斗志。身在异乡，孑然一身，孤独难耐，纵愤怒充盈于胸，也只能挥洒无处。梁启超于是潜心学术，研究学问，以期有所发现，有所受益。
为了避清廷耳目，鉴于景仰日人吉田松阴和高杉晋两先生，梁启超取了一个日本名字“吉田晋”，整日穿梭于日本知识分子和政界要人之间，寻求帮助，探索正确道路。
1898年12月23日，梁启超创办《清议报》于日本横滨居留地139番，爱国华侨冯镜如、冯紫珊、林北泉出资资助，“《清议报》起于戊戌十月，其时正值政变之后。” 麦梦华、汤觉顿等人在报社任编辑，继续鼓吹民权自由，宣传反满思想。《清议报》创刊后，连续刊发了《戊戌政变记》、《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独立论》、《自由书》等等进步书籍，系统介绍西方政治理论及时事新闻，成为中国民众了解西方，认识西方的主要报刊。不久，《清议报》行销海内外，梁启超声名大震，声望与日俱增，超越了康有为，成为中国知识界的弄潮儿。
《清议报》是一种旬刊，每十日出版一次，初出版时，梁启超曾撰写《清议报叙例》一篇，载该报第一期，里面讲该报宗旨有四：
一、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
二、增长支那人之学识。
三、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
四、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
《清议报》明目张胆攻击政府，活跃了中国思想界，同时也引起了政府的关注。清政府不断采取措施阻止报刊的散发，严禁进入中国境内，关闭发行机关，最后《清议报》不得不停办，终止其未完成的事业。不过，《清议报》让梁启超一鸣惊人，彻底脱离了康有为的思想束缚。
10月25日，康有为化名“夏木森”抵达日本神户，随即奔往东京，与梁启超会合。师徒异乡相遇，又是流亡在外，见面后分外激动，二人相抱而泣，泪如泉涌，两人互相倾诉心中郁闷愁苦，寻求慰藉。
康有为到达日本后，日人宫崎、平山居中调停，使得兴中会的孙中山与康梁相识，寻找两派联合救国的道路。当时，孙中山等流亡日本，坚持革命反清斗争，而康有为得清帝眷顾，视革命党为大逆不道，恐为其所累，不肯相见。不久梁启超与孙中山在日友人的撮合下在日本文相、进步党领袖犬养毅家相见。二人都是博读西方书籍，思想进步，又都是少年得意，意气风发，相见后，意气相投，各抒己见，视对方为知己，商定合作方法，气氛和谐。
几天后，陈少白到访康有为，康避而不出，徐勤代为接见，正巧梁启超外出归来，引陈少白直接入见，康有为见无法躲避，不得不出来接待。陈少白向康梁痛陈清廷政治腐败，非推翻不足以救中国，请康有为改弦易辙，共同完成振兴中华大业。可是，康有为依然以帝师自居，力谋起兵勤王，为光绪鞠躬尽瘁，以报“知遇之恩”。陈少白与康有为争辩3个小时，二人都坚持己见，会见不欢而散。
此时，清政府得知康有为在日本从事策划复辟保皇活动，甚为震怒，向日本政府交涉，要求驱逐康有为、梁启超。日本政府考虑时局，又意识到康、梁在日本，影响政府的“亲华政策”，于是要求康梁离开日本，然而得到梁启超的拒绝。由于康有为坚持保皇，日政府迫使康有为离开日本，而梁启超的革命共和倾向，使之得以留在日本继续活动，成为维新派在日本的首领。师徒二人相聚区区数日，又要分别，令人嘘唏不已。
4月3日，康有为离开日本前往加拿大。不久前往英国，求助英国复辟帝制遭到拒绝。7月，康有为返回加拿大，开始了在加拿大的保皇生活。20日，“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在维多利亚成立，简称“保皇会”。康有为在他的诗集中这样记载着这件事的经过：
已亥六月十三日，与义士李福基、冯秀石及子俊卿、徐为经、骆月湖、刘康恒等创立保皇会。二十八日至域多利中华会馆，率邦人祝圣寿，龙旗摇旖，观者如云。
康有为往美洲后，革命党人同梁启超接触逐渐频繁起来，特别是孙中山与梁启超来往甚密。梁启超思想更趋倾向革命共和，然而康有为的阻力，使得梁启超在做事时不无顾及，两党的合作活动也不得不无果而终。
两党的合作活动最重要的收获就是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的创办。1899年8月梁启超在华侨曾卓轩、郑席儒等人的帮助下，筹资金，建校舍，招学生，聘请犬养毅助手柏原文太郎为校长。当时的学生都是来自横滨大同学校和上海南洋公学的高才生，聪颖好学，思想进步，能够吃苦耐劳。当时，几十个人晚上同睡地铺，早上卷起被窝，每人一张小桌，念书写作。但是心情却异常快乐，“觉得比在长沙时还好。” 平时师生高谈革命，以卢梭、华盛顿等人相互激励。不久梁启超在神户建立同文学校，以为内地留学生预科之用。
同时，孙中山和梁启超合作创办了刊物《中国秘史》二期，宣传亡宋、亡明及洪秀全失败之痛苦，揭露列强的残酷迫害侵略，鼓动爱国爱民。
孙梁二人的合作甚至达到了联合组党、共同革命的地步，然而由于康有为和徐勤的阻扰，最终只得不了了之。随后，革命派兴中会创办华侨学校，隐然与大同学校为敌，此后两党关系愈演愈烈，呈水火不容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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