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1939)
1934年11月3日，巴金乘“浅间丸”号轮船从上海起航，7日抵日本横滨，住在友人武田武雄家。他从旧书店里购买了十几本《现代文学全集》，其中芥川龙之介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现代的中国有什么东西呢?政治，学问，经济，艺术，不是全都堕落了吗?尤其是艺术，嘉庆道光以来果真有一件可以自豪的作品吗?”
巴金读罢，气愤不已，随即写了一篇题作《几段不恭敬的话》的杂文，署名余一，发表在1935年1月5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上。巴金对日本当时有代表性的作家的一些作品，做了分析批评，并跟列夫·托尔斯泰、左拉的杰作予以比较，指出日本文学内容无非是“个人的悲欢离合，英雄侠士的超人事业……日本文学实在是无足观”。巴金认为日本人在艺术上“故意雕琢刻画，在文字上玩尽了巧妙的把戏……真正的艺术……是在把人类联合起来，而不是将人类分离”。他针对芥川龙之介的荒谬论点，援引日本音乐、绘画、文学等方面的资料，论证现代日本的艺术“已经堕落到了怎样可惊异的程度”。关于芥川，他写道：“除了形式以外他的作品还有什么内容吗?我想拿空虚两个字批评他的全作品，这也不能说是不适当的罢。”至于岛崎藤村，竟然“不顾自己的哥哥(即侄女的父亲)的劝阻，不顾念到侄女的将来”，以这场乱伦为主题写了长篇小说《新生》。“岛崎氏固然因《新生》增高他在文坛上的地位，但那位节子姑娘一生的幸福却从此断送了。”我还是头一次看到对《新生》如此严厉的批评。现实情况是，被名作家、亲叔叔岛崎藤村糟蹋了的节子在日本已没有容身之地了，只好躲到当时沦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殖民地的台湾，度过暗无天日的余生。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935年2月下旬，巴金离开横滨，赴东京，住进神田区的中华留日青年会宿舍，在楼下食堂就餐。白天学日语，晚上看书或写作。
由于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溥仪预定于4月7日到东京访问，日本警察署实行“政治大扫除”，五个便衣“刑事”于6日凌晨破门而入，蛮横搜查，并把巴金带到神田区的警察署。受审讯的过程中，得悉梁宗岱家也被搜查过。巴金的警惕性很高，警察找不到任何破绽，拘留十四小时后就把他释放了。
俩老头儿——巴金与萧乾巴金：“忏悔”三小三子和小叶子(1934—1939)关于巴金这个时期的心路历程，陈思和写道，对巴金来说，像“这样面对面的受‘审讯’还是第一次，与犯人关在一起也是第一次，特别是他所面对的，是当年残酷杀害过幸德秋水、大杉荣以及吉田大次郎的日本政府鹰犬，不能不使他愤怒。……巴金由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到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者的思想感情的过渡与变化正是在东京时期发生的。从这时起，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巴金总是并重着无政府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双重的身份。”
8月上旬，巴金离开东京到横滨，乘加拿大“皇后”号轮船回国。他在日本逗留了九个月。
1934年7月至1936年7月，我随家人在东京住了两年，在麻布小学读书。当时还是个小学生，但对巴金的遭遇感同身受。日本于1868年进行明治维新后，把侵略邻国作为国策。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看来，弱肉强食是天经地义的，而且在本国，从娃娃起就灌输这种思想。日本靠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完成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甲午战争中，大清帝国败了，赔偿二亿两白银，日本明治天皇下令，悉数用来办教育。于是十九世纪末，岛国日本就消灭了文盲。日俄战争是日俄两国在我们中国的领土上争霸，我国老百姓死伤无数，土地遭到蹂躏。至于自九·一八事变起，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这十五年间中国人的生命财产遭到的损失更是天文数字。我们既然无法阻止日本有关部门修改教科书，就完全应该针锋相对地在我们本国的国语和历史教科书中增加篇幅，让后代了解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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