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爸爸闭嘴"-这是个看似多么荒谬而可爱的想法，如今每每追念往生的父亲，我都也禁不住佩服自己幼小时就已然升腾于胸的豪情与霸气。阴差阳错，我最终选择了"新闻主播"作为职业归宿，职业使得我每日都要"说话"许多，也许，是命运的眷顾让我可以有幸在自己的工作中延续儿时的爱好与梦想。只是时至今日我也才越发懂得隐藏在父亲巴掌之后的良苦用心。
在中国式的家庭教育中，所谓"军政"就是父亲一开始是使用拳头来教育孩子。抛却"体罚"的诸多不利因素来看，我今日体察到父亲的严厉在家庭教育中有其可取之处。"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看似严格死板的说教其实沿袭了中华文明基本的礼仪之道，而"礼仪"为待人接物的第一要务，这一点即使在现代社会来看，也是丝毫不过时的。至今还记得我家门口有一块稻田，每天早上，父亲都带着一家人到稻田前练"浩然之气"。很多人都说我的声音很浑厚，就因为我从小就学会了用丹田之气发声。就连我们走路的姿势，父亲都要求得非常严。所有这些人生道理的参透都需要时间和经历，而很多人真正懂得父亲，往往要等到自己做了父亲之后。每一个中国男人卸去其社会角色职位，"父亲"都是其功其毕生来钻研和领悟的一个"职业"，而做"父亲"也是从读"父亲"中才慢慢懂得的。
"军政"之后是"训政"，就是等我稍微长大些，可以在某些事情上被允许表达自己与父亲不同的观点，此时依旧爱讲话的我解决父子矛盾的诀窍就是在学校里学到的"辩论之道"；而"宪政"是在我进入青年期后父亲实行的教育方式，等到我在台北辅仁大学念书，父亲鞭长莫及，也只能放手任我自由发展。无论是我受父亲管制，还是父子走向平等的关系，贯穿于我和父亲之间的主线是你来我往的"交流"，以及建立在"交流"基础上的"较量"。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视父亲为我最大"对手"，我平生一大爱好就是和父亲抬杠。父亲性情暴躁，可是最爱的就是"辩论"。一到辩论时，无论我说得多尖刻，父亲都兴致盎然，一点儿也不生气。我们父子还有共同的爱好-看新闻播报，每到此时，我们就在饭桌上开始"业务探讨"。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给主持人挑毛病，然后设想：如果我是主持人，应该如何说话??而每次因为意见的分歧到最后往往肯定会在饭桌上吵起来。
父亲有自己的"撒手锏"，他总拿那些深奥难懂的典故和古语来"砸"我，在叛逆期的我很不服气，只好一次次地翻故纸堆才弄明白他驳斥我的话。一开始，我试图也找一些冷僻的典故反击，后来我明白，我不能在古文这方面和父亲斗，我要找父亲不懂的东西。那时我的英文成绩不算好，可是老师很喜欢我的发音，就经常在课堂上让我当众朗诵课文，从此我学习英文的兴趣大增，这引发我更多接触到了外国文学经典原著。由此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反击父亲的"武器"。一次，父亲正得意地教训我："夫子云??"没想到我接口就说："莎翁曰??"父亲顿时愣住，迷惑地问："莎翁是谁？"呵呵??我终于扳回一城。
在我逐渐长大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正在经历着经济起步期的发展，出口扩张的经济走势加上本土重工业的大力发展使得社会也日益变得开放。特别是70年代，台湾开始兴起"十大建设"的经济规划，高雄作为台湾南部的重要港口，可以称做当时整个台湾经济的缩影。开放的社会使得父亲也逐渐走向"开放"。"训政"时代的结束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父亲不再会动辄打人。等我上了中学，再到了高中，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父亲懂得不能再打孩子了，打了就是不给孩子面子。那个时候我也开始跟父亲讲"开放"-"开放"就是产生多元声音，就是要争取自我权益。尤其我会仗着自己的英文学习所得跟他说西方怎么样怎么样，他逐渐开始招架不住我的这些"欧风美雨"理论。
在我上高中之后的一天，父亲忽然把几个外国传教士带到我家来，这是以前的他根本不会做的事情。那几个传教士来我们家，父亲就煮面给他们吃，然后就要求我赶快跟他们说英文。心怀学英文的目的，我开始和传教士接触，最终的收获竟然大大超越了学习英文的所得。在这种跨文化的人际交往中，我用自己年轻的"眼睛"和"心灵"去感受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我发现他们年纪比我们大，但是他们跟我们沟通的方式都很有礼貌。这种沟通之间所得的教益一直影响到我的现在，我觉得西方人的礼貌和中华文化所崇尚的"谦谦君子"是有很多契合之处。初到凤凰卫视的时候，有一个编导说："Tiger，你不像是从花花绿绿的台湾来的，倒像是从一本线装书里走出来的。"我不敢自诩自己有如线装古籍书一般的典雅大气，但是我深知并可体会父亲在我年少成长的岁月里是多么用心地为我一针一线地装订着"人生"这一本大书。当时视父为对手，今日视父为师友，这一角色位置的颠覆与转换，透射出我们父子血浓于水的至亲至情，也反映了中国式家庭独特教育理念千百年来不断的世代相传与历久弥笃。
请欣赏:
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 Previous Chapter Next Chap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