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祭祀的等级主要是看用牲的情况，而不是看祭器。古代天子用太牢，诸侯用少牢，士用特牲（豕），所以礼书才有《郊特牲》《少牢馈食礼》《特牲馈食礼》等等的名目。但也不是一律的以多为贵，天子南郊祭天就用特牲——一头牛，《礼记?礼器》说：“祭天，特牲。”孔颖达疏：“特，一也。天神尊贵，故止一特也。”
由于上述的理由，祭祀黄帝的仪式用九鼎八簋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出难题，放在哪里都不是。如果把它当作祭器陈设在享殿正前，鼎内就必须盛牲体，但由于典礼没有牲，就只好陈设空鼎空簋，实在是不成体统。如果按照礼书的记载，将鼎陈设在门外，也很困难，因为祭祀广场根本就没有门；退一步而言，即便有门可以放鼎，簋也无法处理，簋原本是放在堂上的，里面必须有黍稷，现在将八个空簋放在堂上，其他什么也没有，显得十分尴尬。不知出于怎样的考虑，主办者居然将九鼎八簋放在了祭祀广场的两侧，实在是出人意料。不知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我们由此得到的印象是：它们连正经的摆设都不是，而是如同戏台上的道具。
我认为，礼器的安排一定要前后照应。如果决定不按照传统的祭祀方式，就不必再陈设九鼎八簋，完全可以取消。
与祭者的服装
古代祭祀，参与祭祀者必须身穿祭服；若是国家大祭，则有更为严格的着装要求。《开元礼》规定：“诸享官以下，各服祭服。”不同级别的官员有不同的祭服。如今祭祀黄帝，当然没有必要再去穿旧时的祭服，但毋庸置疑的是，作为祭祀民族之祖的国家级典礼，与祭者理应身穿民族服装。韩国、日本等地祭祀孔子的仪式，主祭者或者穿祭服，或者穿民族服装。奇怪的是，黄帝故乡的祭祀大典中，站在主祭方队中的所有成员居然一律都是西装革履！有人或许会说：“这是顺应时代潮流，有什么不可以！”这是似是而非的说法。
相传嫘祖发明蚕桑，黄帝制作衣裳，民众得以御寒抗冻，遮羞蔽体，渐入文明之境。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尚在披兽皮树叶之时，我们的先民已经穿上麻和葛类，甚至是丝绸的衣服，这是人类历史上何等骄人的大事。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服饰文化不断推陈出新，琳琅满目，尤以汉、唐、宋、明最为绚丽多彩。《大明宫词》等电视连续剧，根据各种资料制作的中华古代服装，款式大方，色泽明快，曾经引起国内外观众的惊羡。因此，身穿民族服装祭祀黄帝具有特殊的意义。滑稽的是，2004年清明节，中央电视台直播祭祀黄帝大典时，演播室里的主持人和嘉宾都身穿“唐装”出现在观众面前，表明他们都知道今天的祭典有特殊意义；而黄陵的主祭者对此似乎浑然不知，一个个身穿“洋服”站立在祭殿之前，并且时不时在镜头前整一整西服、领带。主祭者在祭文中还自称黄帝子孙，侈谈五千年文明，岂非绝大的讽刺？
早期的中山装
众所周知的原因，如今的中国事实上已经没有统一的民族服装，但并非没有解决的办法。依我之见，祭祀黄帝大典的服装，至少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中山装。辛亥革命之后，满清服装不受欢迎，孙中山发明了著名的“中山装”。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山装被作为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服装，受到社会各阶层和海外华人的欢迎。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总是身穿中山装接待外宾，出席各种盛大的典礼，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和自信。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服取代了中山装，成为中国官方活动的“正服”，民族服装遂归于虚无，令人扼腕长叹。二是“唐装”，这是在上一世纪中国民间服装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海外华人中多有穿着者，由于在2001年上海的APEC会议上，各国领导人都穿着“唐装”亮过相，大众也可以认同，只是样式、用料等还可以进一步改进，以便为更多的人接受。三是综合各朝传统服装之长专门设计一套。我国服装是一份宝贵的资源，应该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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