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 》 打死不做上海男人——上海男人怎麽了？   》 何必與“全國人民”“為敵”      秦林 Qin Lin

　　一個人和另一個人格格不入，說明格格不入的兩方各有各的問題；一個人和很多人格格不入，說明這個人自身有問題。當“上海男人”被有關媒體善意地作為話題讓公衆討論時，竟在全國各地引發一陣陣“討伐”，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上海男人自身確確實實有問題。有問題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以抵觸的態度，對揭示其問題者以牙還牙，以諷還諷。　　在“上海男人論壇”裏，我就很難發現有謙遜的“海內派”。好不容易在最近和一本由上海人自己寫的書裏發現了這種“謙遜”，文章承認“上海男人，在中國女人的漫畫圖景裏，已經成了一種類21世紀的會說話的工具，是中國男人雄性力不多的中性動物；在上海男人自己眼裏，那是他們心中永遠的痛。”（①《嚮上海學習》石磊等著）我以為這是替上海男人進行的一番反思。當我把這本書讀完後，方覺得作者全然是藉“嚮上海學習”的“戰斧式口號”來昭示上海人的種種優點。學習就學習吧，把“全國人民”為靶子，捕風捉影地進行羞辱、嘲諷，這豈不意味着嚮“全國人民”擲“板磚”？後來再一看作者，原來所署的石磊、七格、袁敏等三位後生均係上海人，便釋然了。因為這就是上海人最慣用的說話方式。女人也是如此，男人也莫過於此。　　上海男人的說話能力確實是很有一套。他們好像生來就是“政工幹部”的料子，他們雖不像廣東男人那樣說話慢條斯理，也不像北方男人那樣駡娘開道，但他們確實有一種讓絶大多數男人永遠也學不來的、自成一格的語言表達能力，說起話來娓娓動人。一般人實在很難在他們的話裏挑出什麽毛病。這也許正是中西語言文化在上海男人身上最合理的綜合表現。上海男人的語言是中國的，但表現力是雜糅中西的。　　不能否認的是，任何地方的男人身上或多或少地都帶有這個地方的歷史文化遺痕。比如反映在北京市井男人身上的那種油、痞、懶、吹等特性，就會讓人聯想起務虛不務實的八旗後裔；比如反映在廣東市井男人身上的那種忙、猾、忍、闊等特性，恰恰映襯出這個城市多少代以來一嚮以商為本的內藴。當然，北京的男人也好，廣東的男人也罷，都有排外的現象，因此也都逃不離被外地人所詬病。但必須承認的是，人們詬病北京人和廣東人都不像詬病上海人那樣，矛頭直指上海男人。這是為什麽呢？對此，上海人的《嚮上海學習》用自己的說話方式，做了一番很有意思的“解剖”。　　中國人不知什麽時候起，就學會了“打倒”這個書面語，並且用得如皰丁解牛般迎刃有餘。先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再是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再是打倒美帝國主義，再是打倒蘇修反動路綫，再是打倒黑五類臭老九，再是打倒官倒。還好，90年代之後，社會越來越法製化理性化，“打倒”這個書面語終於被自己打倒了。中國人即便對愚蠢的法輪功及死不改悔的日本軍國主義強硬派，官方的語言也衹是“打擊”、“揭批”、“反對”等詞語。原先那種比較情緒化的用詞，幾乎是銷聲匿跡了。　　想來想去也是的，如今到處都成了國際友人國內同胞，哪裏還有什麽一整塊大大的壞人肉身，還能供你去打倒後還能踩上一萬衹腳的？可是尋常老百姓過日子，磕磕碰碰總會積點怨氣吧？戰爭時期還可以全出在敵人身上，可到了和平時期，這怨氣又能出在哪兒呢？總歸得有個宣泄的口子吧？否則這日子可怎麽過呀？老百姓的智慧真是如同大浪淘沙，掏啊掏啊，他們終於“掏”到了上海男人。　　上海男人做這塊刀俎上的魚肉，真是再合適不過了。首先，他們形體比較修長，或者說細長，不符合好漢所要求的膀大腰圓的標準。中國人個個都知道水滸，什麽樣的長相算是好漢一條，人們可是清清楚楚。其次，他們性格比較文靜，或者說文氣，不符合好漢所要求的衝冠一怒的條件。中國人個個都知道三國，什麽樣子的脾氣算是英雄一個，人們也是明明白白的。　　讀過這段話，讓我突然想起同樣也是上海版本的一段小故事：一個小孩吐痰吐在一個過路人的皮鞋上，遭到那個過路人的呵斥：“你怎麽這麽沒教養？”小孩哭了，這時小孩的母親走過來，拉着小孩的手說：“孩子，沒看到人傢是大人嗎？你是小孩，小孩應該讓着大人。懂嗎？”從這段落小故事裏，我覺得“全國人民”就是那個過路人，上海男人是那個小孩，《嚮上海學習》的作者是上海男人的母親。　　也許是我孤陋寡聞，因為迄今為止，我尚未見得有誰能洋洋灑灑地著一本厚厚的書來“號召”天下人嚮自己的地域學習的魄力。嚮上海學什麽呢？首先得嚮上海人學習。學習他們寧可被“全國人民”“打倒”也“不跟全國人民鬥嘴”的“涵養”。當然，並“不是上海人笨嘴拙舌，上海人也不缺理論工具，上海人實在是覺得加入這樣的爭論，無趣兼無謂（味），一點也不實惠，遠不如去忙別的事情。”作者之意無非是說：我們上海人都是幹大事的。根本沒有時間去理會“小人們”對我們無中生有的置喙。既然如此，那就真正地做出些姿態，讓“全國人民”在上海人面前自慚形穢，而不是以“嚮上海學習”的名義嘲諷“全國人民”。因為這衹能引起更多人對上海人的反感。　　即使說上海男人有讓人可學之處吧，你大可以有理有據地表明上海的男人特有的“文氣”和“文靜”，但你不能把外地人對上海男人善意的批評說成把上海男人當“刀俎上的魚肉”；你大可以說上海男人連“吵架都很文雅”，但你不能把外地人親歷的事例說成是無事生非的“虛擬拷問”或“虛擬批判”；你大可以以“我就是上海男人”而自豪，但你不能因為外地人不喜歡上海男人而說人傢是“酸澀的口水”；你大可以說國人因為“文化程度不高”纔不具有上海男人那樣的“算計”本領，但你不能把“聰明”的上海男人當作國人“愚昧”的“打倒” 、“打擊”、“揭批”、“反對”的參照物……再說了，《嚮上海學習》難道就沒有文過飾非嗎？我看也未必盡然。因為我接觸過太多的上海男人，除了他們的穿衣打扮之外，要是真的讓我從他們身上找到“文”，我衹能從他們“非武”方面去反證了。作者的邏輯莫非正是“非武即文”？這個問題我想還是留待後面再去探討。　　《嚮上海學習》一書出版後，一嚮對圖書炒作現象持謹慎態度的《新民晚報》對其做了一篇題為《上海人終於說話了》的報道，作者說：“此書一出，似乎是給了全國人民一個信號，一嚮沉默的上海人，終於要站起來清清嗓門說話了，而且上海人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上海人“一嚮沉默”？不見得吧！比如筆者在讀《嚮上海學習》之前，就讀過一篇題為《我就是上海男人》的文章，作者馬尚竜。馬先生是滬上哪路文壇精英我不知道，但從他挖苦之能事來看，使我想起了“文革”期間的上海文痞姚文元。姚文元的“本領”在於衹需用三兩句自嘲式的反語就能在全國上下掀起一陣陣的群衆鬥群衆的狂潮，而馬先生則是三兩段落話就可能引發上海男人仇視“全國人民”！請允許我援引馬先生文中的幾個“段子”吧：　　上海男人就是那麽矯情。上海男人也看足球，但是寒鼕臘月還赤着膊為本地球隊叫囂的興趣，肯定是不會有的；上海男人看球也騷，但是比賽散了還要圍着球場出口處一兩個小時的興趣，肯定也是不會有的。上海男人喜歡將自己打點得像個紳士，而不是將自己裝扮得像個武士；出門在外，上海男人會不經意地抽出隨身帶着的一包紙巾擦汗抹嘴，這個細節，往往在許多其他地域的小姐和女士都不具備的。如果說，這就是矯情的話，上海男人的這份矯情多半也是從西方文明矯來的情……　　上海男人就是那麽娘娘腔。絡腮鬍子和有胸毛者不多，出不了武鬆，出不了張飛，出不了令狐衝，當然也出不了江洋大盜，出不了車匪路霸，也無雞鳴狗盜的膽量。即使不做非常的事情，上海男人也不像爺們兒，比如絶少打老婆，絶少將老婆當作鐘點工使喚，老實本分地適應着兩性關係的時尚潮流……　　許多年前的不刷牙年代，刷牙者遭到了一致的嘲笑；許多年前的不洗腳年代，洗腳者遭到了廣泛的鄙夷。所以，被嘲笑被鄙夷，並不見得是犯了什麽錯誤，而是恰恰相反……　　知書達理人都知道，馬先生如上自嘲式的反語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何處呢？一言以蔽之：我們上海男人和西方文明是比肩的，不像“全國人民”（不論是男人還是女人）那樣粗魯沒教養。但遺憾的是他所列舉的如上幾例卻無一不是敗筆。　　一如馬先生儘管可以為上海男人的矯情辯護，但這種辯護顯然是使過了頭。比如他說“上海男人會不經意地抽出隨身帶着的一包紙巾擦汗抹嘴，這個細節，往往在許多其他地域的小姐和女士都不具備的”，就有點兒像“潑男駡街”。事實上，我在上海的一個朋友就好幾次習慣性地把他的一口濃痰吐在我的煙缸裏。馬先生儘管可以說上海男人連看球都保持着紳士的風度，這和“西方文明”何幹？況且，西方人再文明，在看球時遠比中國的球迷瘋狂得多。即使是紳士的發源地英國，還出過臭名昭著的足球流氓。何況，同是上海，國際的球迷和申花的球迷不也鬥過毆砸過車嗎？這說明，上海男人和所有的球迷（不管是西方的還是中國的）一樣都是性情中人，也會為自己所喜歡的球隊的戰績牽腸挂肚。我知道馬先生的本意是為了說明上海男人是如何像西方男人那樣的文明，而不像“全國人民”那樣土，但他以最具男人動感魅力的足球為例，不能不說是大大的失策。因為對於足球而言，不為其瘋狂的衹有兩種人：一種是女人；一種是足球的“老土”，不是紳士。　　再比如馬先生儘管可以為上海男人的娘娘腔辯護，儘管可以極盡所能地美化上海男人“出不了江洋大盜，出不了車匪路霸”，但把武鬆、張飛、令狐衝之類的人物與江洋大盜混為一談，不免有失於葡萄酸。什麽樣情況會出現葡萄酸呢？羨慕與嫉妒的並發癥就是典型的葡萄酸。西哲有句話說：“人要達到某一種目標必須具備欲望與能力的平衡。”（①威廉?魏特林：《和諧與自由的保證》）馬先生可能是對武鬆、張飛、令狐衝之類的英雄有所敬仰，但又恨自己乃至其他上海男人都缺乏這類英雄的能力與氣魄，無奈葡萄酸攻心，武鬆、張飛、令狐衝們衹好在他的筆下與“江洋大盜”或“車匪路霸”為伍了。真是“筆若懸河”呀——我為馬先生慶幸的是，他的葡萄酸衹限於古代的英雄，而巧妙地回避了中國的將帥名錄中滬籍的空白。否則，他定然不敢提“江洋大盜”或“車匪路霸”的詞兒。有趣的是，竟有上海人將對葡萄酸心理反扣在“全國人民”身上，說是他們當中“總是有人對上海的迅速發達難以接受……這是狐狸和葡萄酸故事的新世紀版。上海人以一貫的看淡態度繼續看淡這種酸澀的口水。”（①《嚮上海學習》石磊等著） 這話和馬先生如出一轍，其意無非是：上海的發達是上海人的發達，與“中國人民”無關。“中國人民”要麽移民到上海來分享上海的美羹，要麽衹能抱定武鬆、張飛、令狐衝式的“江洋大盜”或“車匪路霸”，如果日子過得不稱心，“爺們兒”姿態一擺，“打老婆”或把老婆當“鐘點工”使喚，也是傢常便飯。孰知在“發達的上海”中尋找發達的上海人也僅是鳳毛麟角。這樣一比較，究竟是誰更葡萄酸？　　又比如馬先生儘管可以把“全國人民”衆所周知的“刷牙”和“洗腳”是講究衛生愣說成是上海人的專利，但說“許多年前的不刷牙年代，刷牙者遭到了一致的嘲笑；許多年前的不洗腳年代，洗腳者遭到了廣泛的鄙夷”就純屬無理取鬧。縱橫中國歷史五千年，不知什麽時候，也許是春秋戰國吧，即使是江湖浪人到一處住店藉宿，開口便是“店主，給我打盆洗腳水來”。而在馬先生的筆下，上海人居然成了“遭到廣泛的鄙夷”的“洗腳者”。再說到刷牙，古人頌揚的“明眸皓齒”也不是達官貴人的專利，下人當中也比比皆是。皓者，白也。牙齒不刷，何來皓齒？《水滸》中的潘金蓮被吳承恩賜以“明眸皓齒”之筆時，上海還衹是一個以華亭縣為名的小漁村，到北宋時期纔建成了青竜鎮，即使在150年以前，“上海人”的名字在哪裏國人還不知道，怎麽在馬先生的筆下，上海人竟因為成了“刷牙者”而且還要遭到“一致的嘲笑”？我覺得馬先生的“姚氏之筆”未免有欺世盜名之嫌。　　人總是有好的一面也有欠缺的一面。人們談論上海的男人的各種缺陷時，嘲笑也好，譏諷也罷，其之餘，也不會一味地否認上海男人身上所具有的上海男人的優點。而石磊和馬尚竜發表作品，以上海男人的代言人的名義，挺身而出為上海男人辯護，精神固然可佳，但辯護得像個辯護的樣子，既要勇於面對，又要能以理服人，而不是不吝各種尖刻的反語、嘲諷來羞辱“全國人民”，和“全國人民”作對。我以為他們發表作品的動機是值得榷商的，如果他們都是文化人，起碼也有失作為一個文化人所應具有的求實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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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西苑出版社
序：呼喚真品文化批判在國人怨忿聲裏簇起的東方之都發端於清末民初的“文詬”
三四十年代“海派男人”浮出水面上海男人何以成為衆矢之的土著人與移民矛盾的形成
“上海男人”在外地人心中的分量你用什麽招呼外地朋友“海派”版本的排外
國人為什麽愛“爆”上海男人的笑何必與“全國人民”“為敵”當小氣已成慣性
瑣碎難以長大志有一種虛偽叫“驚豔”“土雞生的蛋洋雞孵的雞”
審視“上海紳士”啥叫“新上海男人”“走樣的贊語”是褒還是貶
絶非空穴來風說你“中性”你別急怕什麽莫過於怕老
講衛生講到潔癖無畏的“嘴仗”“小資”者“常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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