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你要去那儿？”理发师道，把另一个发卷在我额头上抖开。 这是艾米丽《我的中国》的开篇第一句话。对话时间是1935年3月，亦即艾米丽打算去上海作短期旅行之前的某日。那天，她去作头发，禁不住告诉理发师，我要去上海啦！！没想到这位也给好莱坞明星作头发的理发师，对她的话反应热烈，一声惊叹后，他发表评论道： “上海是个可爱的地方，你在那里会遇到些高尚人士，跟你在咱们这里遇到的人一样，就是说，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啊，你会玩得很开心！上海是个可爱的地方。” 另外，有位朋友告诉她，他有个熟人，“在上海嫁了俄国阔佬。”这信息听上去好像很神奇。可艾米丽心想，“既然那地方能收容三万欧洲犹太难民，为何就不能造就俄国阔佬，并让他娶个美国穷女孩作太太？不是吗？上海是个创造奇迹的城市。无论如何，我在那里看到的不会是四年来我看到的同一套东西，事情必须有变化，而上海一直都在变化。” 艾米丽心想。 这时候的艾米丽，心情正处于最低潮。她年近三十，虽然己出版了四本书，成了《纽约客》的特约作家，可那些书反响都不大。而二十个月的非洲之行，实际上是一次失败的冒险，她发现派屈克与土著少女的所谓浪漫爱情，其实只是这位有虐待狂倾向的白人男子一夫多妻制实验之一例，令人恶心。所以在一次因派屈克虐妻而起的争执之后，艾米丽愤而离去。而最糟糕的是，回到纽约，她生平第一次陷入了情网。对方是个有妇之夫，名叫爱迪·迈耶尔。是位剧作家，也为好莱坞写电影剧本。他年纪虽比她大十多岁，可不乏朝气，风趣可爱。爱迪声称他的婚姻已成过去式。可是等到艾米丽跟他成了情人，他却在回洛杉矶跟妻子见了一次面之后，由一名热烈的情郎变成了一名言语充满外交词令的归家浪子，他东扯西拉地说了一大堆，结论却不过是，他现在没法决定任何事，他要求艾米丽等待。艾米丽的回答便是登上了一条去上海的轮船。旅伴是她二姐海伦。 可是，当轮船开动时，船长告诉这两姐妹，船不去上海了，而是去横滨。她俩的反应令他吃惊，这两个美丽的女孩，都只是耸了耸肩膀，表示无所谓。海伦刚跟她丈夫吵了一大架，这次出门多少有点赌气的成份；而艾米丽刚跟爱迪分手，只想走得远远的，越远越好，“管它去哪儿，只要是个爱迪·迈耶尔去不了的地方就好。”艾米丽想。她一心只想摆脱失恋的痛苦记忆。五年以后，艾米丽在她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的脚步》中这样描写女主角多萝西起程赴上海之前的心情： 多萝西告诫自己，她要面对的现实是艰难的，近乎恐怖。她窥测他的脸色，揣摸着他会跟她说些什么。他离她似乎那么远，状甚尴尬。然后，在他们那套闷热的屋子里，当他们甩去身上的衣物，他递给她一封信。这是他那美丽的妻子写给他的，信上说她终于决定回到他身边…… 比尔回好莱坞去“好好清理一下思绪”，等了他两星期后，多萝西知道，他己经作出了决定。当她的班机滑入洛杉矶附近的机场，比尔迎着她走过来时，她极力微笑： “啊，别这么怕我！可怜的爱人，我会走开的，我一定会。” 可是，当比尔载她离开机场，车子在一条簇新的大街穿过时，她再次感到怒不可遏，几乎是下意识地，她说起贝蒂、他的妻子。 “别这么说我老婆，”比尔冲她道，“我和我老婆并没那种关系……” “我老婆──我老婆──我老婆！为什么你就不能说她的名字？你不爱我。 你说过你爱我，可你不爱我，你从来都没爱过我。” “但那次你在晚上十点拋下我，跟华伦出去了又是怎么回事？” 于是那老一套争吵又来了，他们互相抱怨，互相指责，互相挥舞着诸如此类的恶劣武器。这争吵扼杀了他们关系中的每一点快乐，每一点美丽，且周而复始，恶性循环。 “你要去哪里？”当他们经过白村的一间小店，比尔突然问。多萝西看见一条红丝绸在一幅竹林图旁边一闪而过。 “嗯……日本。不，我想看的不是日本。中国。我要去中国。” “中国太远了，”比尔喃喃道，他看着反光镜中的前方道路，心里想的只是这条路。 “越远越好！不是吗？那我就不能回来纠缠你了，我就是要走得远远的……” 所以，当艾米丽听说船不开往上海而是开往大阪，她们必须在横滨等待几个星期才能乘另一艘船去上海时，她心里反而一松，九年以后，她在《我的中国》中这样写道： “我根本就不在意中国，”我对自己说，“，那地方没劲。我只不过是跟海伦出来散散心，在我回非洲之前找个地方逛逛。正好，这倒是个好玩的地方──日本，我从书上对它有一知半解。这下倒可以把我从那个野蛮、喧嚣的中国城市拉开，我一点也不了解那些中国人，也不在意他们。大家都不了解中国人，提到优雅的东方，大家知道的只有日本。中国花里胡哨。中国是红色和金色的庞然大物，那里每样东西都如此，我不喜欢它。去它的吧。” 所以她们没去深究船公司为何要骗她们，“他们是想让我们不得不到日本一游呢，还是真的必须要花这么长的时间等待另一条去上海的船。” 对她们来说，两件事有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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