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记得不可遏抑地想听Doors的那种感觉。十七岁那年的一个冬夜，离大学联考还有一百三十九天。独自站在亮晃晃的公车里看着窗外冷清的街景，身上散放着适才跟友朋聚会沾染到的烟味，忽然极度想听Doors，想让冷飕飕的夜里多出一些距离遥远的、素色的颓废声响。下车走在回家的路上，所有的店家都打烊了，路灯照着无人的巷弄，小蝙蝠绕着圈盘旋飞舞。想起前几天把Doors的卡带都借给M了，顿时觉得前所未有地空虚起来。
我跟M是在校刊社认识的。高二那年我跟他竞选社长没选上，M当选之后便邀我做社团的首席干部。在一学期的共事中，我对M产生出一种既是革命同志又是竞争对手的微妙情感：瘦长的M总是显出一种不慌不忙的早熟姿态，笑起来永远带着嘲弄的表情，仿佛天底下没有任何事情足以让他惊惶。在他身边，我总觉得自己是个笨拙可笑的二流货色――老实说，我一直忌妒着M。
拿卡带到学校借给M的那天，我们一人分一边耳机，听着《人们变得古怪》（PeopleAreStrange）。
人们变得古怪，当你是个陌生人
面容如此丑陋，当你独自一人
女人变得邪恶，当你不被需要
街道也倾斜起来，当你失意落魄……１
罗比・克里格（RobbyKrieger）幽幽咽咽弹起吉他间奏，喝醉了似的，指法却又十分精准。
“等考完我就要去学电吉他，而且不要狂飙，要弹就要弹这种的。你听，它的每个音都有意义。”我比手画脚地对M说。
M没有回话，用他一贯的表情扬起嘴角，斜斜地看了我一眼。
当时校刊社干部拥有无限制请公假不必上课的特权，于是我们镇日窝在漏雨破窗、僻处校园最角落的社办，一知半解地啃着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库跟五○年代那些意象奇诡的现代诗，并且不时为着庞大的议题用尽脑中新习得的冷硬词汇反复论辩。那一年也是我的摇滚乐启蒙期：我拿三百块跟班上同学买了一对随身听专用的外接喇叭，在社办一边做完稿一边放着一卷又一卷的卡带。吉姆・莫里森（JimMorrison）在一九六八年的录音里嚣张地吼道：
Wewanttheworldandwewantit
Wewanttheworldandwewantitnow,now?...NOW!!
其实我们并不确知自己是否真能掌握这个世界，因为世界正以恐怖的速度激变着。请公假窝在校刊社听Doors的那年，刚解严没多久，大学校园里学运四起，毕业的学长带他们编的地下刊物回来给我们看：米黄的纸张印着一帧帧黑白分明的木刻版画和墨色淋漓的标题，满是我无法理解、却又不能不在阅读当下感到热血沸腾的词汇：“特别权利关系的父权心态”、“党国大一统”、“国家机器vs.民间社会”、“权力的第三面向”。政治迫害、记过退学的威胁是他们头顶明亮的光环，这种悲壮的、反体制的气氛令人神往不已。
在台湾压抑已久的民间力量骤然倾泻而出的时节，我听着整整二十年前造反派年轻人听的摇滚乐，等待着大学联考，每天对校门口的“伟人”铜像投以轻蔑的眼神，且一面揣想风起云涌的六○年代该是什么模样。
离联考还有一百三十九天的那个晚上是Y的生日派对。Y是某女校的校刊社主编，跟M介乎熟与不熟之间，就像两个邦交国的总理一样，在惯例上必须建立某种程度的友好关系吧。总之，那个晚上我临时被M抓去作陪，上馆子吃了一顿火锅，同去的还有M的另一个朋友跟Y的同学。在餐桌上我被M灌了好几杯啤酒――那大概是我第一次喝啤酒，所以不久就头疼起来。吃饱之后时间还早，有人提议到罗斯福路一家叫做AC/DC的酒吧去续摊。
在校刊社代代相传的神秘故事里，总会提到AC/DC这间酒吧。传说古早的学长写不出东西或者创意枯竭的时候，就把完稿纸卷一卷带到AC/DC去，叼着烟、拎着啤酒瓶，把酒吧的桌子当编辑桌，做出一张张被后世奉为经典的校刊版面。他们在那儿饮酒、论辩、写诗、生产满篇夹杠(jargon的音译，行话，隐语)的论述。在那些故事里，AC/DC就是这一代的“明星咖啡屋”，是早慧的心灵宣泄满腔才情的所在。
不过说也奇怪，我从来也没想过要到那儿去瞻仰前辈豪气干云的遗迹。大概“酒吧”这种地方，对十七岁的我来说，还是过于危险的吧。
我们来到一个停满机车（摩托车）的阴郁骑楼，除了入口处一块巴掌大的木牌，完全看不出任何类似酒吧的迹象，只有一条窄小的梯级，往上看去，昏暗的楼梯间隐约有几堆装啤酒的木箱。攀爬而上，推开门，Doors幽深冰冷的乐音混杂着烟味迎面扑来。DJ端坐在满墙唱片围绕之中，散放出独裁君王的雍容气派。客人们错落散坐，匿身在晕黄光圈笼罩不到的黑暗里，只见每张木桌中央一圈圈雾气袅绕的亮光，照?烟包、酒杯、写了字的纸、一双双交叠的手。已经死了十几年的吉姆・莫里森缓缓唱着：
骑在蛇背上／骑在蛇背上／来到湖边／史前的湖边
这条蛇好长／身长七里／很老很老／皮肤冰冷
骑在蛇背上／蜿蜒向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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