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国风情 匹馬西風   》 第11節:我看高行健獲奬      孔慶東 Kong Qingdong

  我看高行健獲奬
  2000年10月12日入夜,我在漢城燈紅酒緑的新村鬧市獨自吃了晚飯,正欲回到我那孤獨的寓所,忽然漢城大學的李政勳博士打來祝賀電話,告訴我今年的諾貝爾文學奬揭曉了,得主是中國的高行健。我趕緊去上網尋找消息,然而中國的幾個大網站都還沒有反應,好像他們根本沒有做好中國人獲奬的準備。接着,在韓國的其他中國教授打來電話,都說高行健獲奬,未免有點意外了。很多中國教授,甚至根本不知道高行健是何許人。
  新千年的第一個諾貝爾文學奬給了中國人,這總是一件好事,是一件值得紀念的事。但是這恐怕不會在中國人中間引起太大的激動,因為這奬來得太晚了。中國人原來把諾貝爾奬看得非常神聖,獲奬者中也的確不乏真正的大師。但是看來看去,就看透了。獲奬者越來越魚竜混雜,拒絶領奬的也有了,獲奬者自己不好意思的也越來越多了。而其中最關鍵的問題是獲奬者的文化姿態與西方的主流意識形態的關係。中國人80年代以後,年年都要爭論一番為什麽諾貝爾文學奬不給我們中國人。許多人搬出魯迅的教導:“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奬賞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傢比肩了,結果將很壞。”
  但是魯迅的這話是在特殊的時代說的,並且那時諾貝爾奬的質量還很高,西方對中國的敵意和誤解也沒有這麽深。這話用來自謙是可以的,但是用來解釋西方為什麽不把諾貝爾奬給中國人,就未免可笑了。
  東方人獲得諾貝爾文學奬已經不少了,印度的泰戈爾,日本的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還有非洲的一些。按照這樣的標準,中國應該獲奬的作傢至少有幾十位。可是一年年過去了,中國人慢慢衹把這件事當成一個閑話的題目,除了中學生,沒有人真的那麽熱情了。大概西方人也覺得實在太不好意思了,整整一個20世紀100年,竟然沒有一個中國人獲奬,這已經不是中國的恥辱,而是西方的恥辱。所以,就在中國人已經滿不在乎的時候,讓你獲奬了。好像風雨過去之後,他慷慨地把雨傘送給你。然而又送得的確不大合適。
  這次高行健的獲奬,對於高行健本人來說,當然是天大的好事。高行健是新時期為中國文學做出了重大貢獻的作傢,他的藝術水平,獲得這個奬是當之無愧的。但是問題是,如果高行健能夠獲奬,那就意味着,在目前活着的中國作傢中,至少還有20個人可以獲奬。這對於瑞典文學院,無疑是具有很大的諷刺意味的。
  從好的方面說,這給了中國的作傢極大的鼓舞,大傢說:“喂,好好寫吧,說不定明年咱們也能獲得諾貝爾奬呢。”從壞的方面說,這件事使得中國人更加不把什麽諾貝爾放在眼裏。因為高行健雖然有着相當高的藝術水平,但是他的作品主要是屬於先鋒探索類的小圈子試驗,對於中國的絶大多數民衆幾乎沒有影響。他的《靈山》在獲奬之前就沒在中國大陸發行過。
  諾貝爾文學奬的評委們顯然是按照西方的價值觀念來閱讀高行健的作品的。評委中唯一懂得漢語的馬悅然先生翻譯了大量的高行健作品,他自己的審美趣味、他有一位當過右派的嶽父的身份,不可避免地滲透到投票當中。另外,高行健的海外身份也對他的獲奬産生了極大的幫助。但是這一次西方人又錯了。因為高行健的海外身份與俄羅斯那些流亡作傢是根本不同的,這根本不會在政治上給中國造成任何損害,相反,它衹是再次證明了西方人的天真或者無知。
  東方對西方已經瞭解得超過了他們自己,而西方對東方的瞭解,可以說剛剛入門。不過這次頒奬,總還是表現了西方人的善意,希望他們以此為起點,把東方學這門課程的成績提高到A或者B,這也算是這次頒奬的收穫吧。
  (此文寫於頒奬當夜,次日凌晨韓國《文化日報》即翻譯發表,大概是第一篇評論此事之文。後又被中韓多傢報刊網站登載)
  沉默的宣傳員
  走在街頭,常常有人把一張什麽紙塞進你的手裏。那紙上無非是一些廣告,酒店茶館開張,電腦電視降價,服裝鞋帽展銷以及滋陰壯陽的春藥。拿到的人看上兩眼——有時看也不看,就隨手丟在路上、垃圾筒裏或路邊的自行車筐裏。而發放的人並不在乎,繼續一張一張地嚮行人手裏塞着。他們沉默着,“塞紙”是他們的工作,塞一天紙,可以得到10塊錢左右的報酬。他們對自己的“宣傳”工作談不上什麽熱情,對宣傳結果也並無多大的信心和期待,他們基本不說話或者衹是沒精打采地重複着幾句廢話。他們不論在街頭還是在老闆那裏,都是最不受重視的人。在全世界的鬧市街頭,在中國、韓國、日本、美國、英國、法國、巴西、澳大利亞……成千上萬張沒有表情的面孔,既陌生又熟悉,為了糊口,毫無熱情地宣傳着那些自己並不關心的內容。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宣傳員的特色,這是一個失語的宣傳時代。
  我想起自己小時候當宣傳員的情景。那時學校經常組織我們到街頭去宣傳,我們高舉着獵獵飄揚的紅旗,排着隊,唱着歌,來到十字街頭。值班的交通警察給我們敬禮,路邊的居民給我們送水。我們好象過節或遊園一樣地興奮,手持喇叭,蹦蹦跳跳,個子矮的就站到桌子上。先敲一陣鑼鼓,營造氣氛並引起註意。然後我們像朗誦課文一般地喊着:“同志們,聽我言,我是交通安全宣傳員。過馬路,別着急,一急就會出問題。紅燈停,緑燈行,亂闖紅燈可不行。抓革命,促生産,交通運輸要發展。安全第一保正點,狠狠打擊帝修反,帝、修、反!”過些天,編了一套新詞兒又來了。“同志們,聽我言,我是文明衛生宣傳員。勤洗澡,勤理發,勤換衣服和鞋襪。人民城市像花園,不能隨地亂吐痰。蒼蠅蚊子要殺淨,不許到處傳染病。搞好衛生鬧革命,幹幹淨淨迎國慶,迎、國、慶!”一個人喊着,其他人就把傳單塞給過往的行人。行人一般是看上幾眼,就小心地疊好,放進衣袋。有些沒有急事的人,也會停下來觀看一陣,有時幫我們敲鑼打鼓。在這樣的宣傳中,宣傳員是十分投入的,他們相信自己的宣傳內容,相信自己的宣傳效果。他們激動而來,自豪而去,他們覺得這個世界是活生生的,是跟他們自己的熱情貢獻、熱情參與密不可分的。但是他們並不知道,這樣的宣傳,有時表演的性質要大於實際的效果。對自己所相信的宣傳內容,他們並沒有多麽深刻的理解。比如不闖紅燈跟打擊帝修反有什麽關係,蒼蠅蚊子為什麽不能跟我們一起迎國慶,在他們大多數的心裏,是想都不想的。那可以說是一個宣傳的表演時代,不論中國的紅小兵還是美國的披頭士。當然,表演得非常真誠,演員和觀衆都沉浸在一片幸福的藝術祥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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