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顶聪明 日本人吸收外国文化，吸收的是精华。——注意一件事情，当八世纪他们“大化革新”，全盘接受中国文化时，事无巨细，照单全收，却扬弃了中国人最自豪的科举制度，这真是绝顶聪明，使他们免去了由于科举制度而产生出来的“官场”浩劫。
傲视群伦 中国人吸收外国文化，吸收的只是洋大人身上的汗珠，用舌头舐那么一舐，就心花怒放，傲视群伦。
伤心之事 知识分子最大的伤心之事，莫过于书被人借去如石沉大海，等到自己需要时，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
知识恐慌 一个高水准国家的国民，求知欲一定十分强烈，当台湾光复初期，连所谓知识程度较低的女工、下女，在火车上、巴士上，都要拿一本书的那个伟大时代，早已明日黄花。现在大概是已成了文化大国之故，普天之下，只有正在学堂求学的学生，不得不苦苦地去磨敲门砖，一旦学堂毕了业，就烧香拜祖，誓死跟书不相往来。一个当经理的，或一个当科长的，看看风花雪月的小说，间或有之。如果有人在看进德修业的书，准被疑心神经有点毛病。这就注定了我们知识的永远恐慌。
知识低落 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画像，严重性固然在于知识的低落，更在于知识的隔阂，干每一个行业的人，都真的相信他那一个行业掌握了社会、国家，甚至人类的命运。都把头埋在权势或钱眼里，认为天下就这么大啦。
不光彩 中国虽有悠久文明，可是出版并不发达，“想当年型”的朋友动辄曰：“活字版兼印刷术，都是中国发明的。”但发明归发明，发展归发展，一直到十九世纪，洋大人开枪开炮打出了五口通商，中国仍逗留在“刻版”阶段，仅这一点就实在不光彩。出版业所以不发达，跟学术的领域太狭有关。中国正统学术，只限于儒家思想，越此一步，就可能粉身碎骨。
笔名 唐王朝中叶就有一种雏形的小说问世。到了宋王朝，更多得不得了，大批平话，比现代的流行性感冒小说还要高明。这对那些抱腿之作，简直是一种异端——虽然读者老爷多如繁星，但异端总是异端，所以纵有高深的文学素修，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却是没胆写出他的真名实姓（老哥，你可别拍胸脯，你也没这个胆，我也没这个胆）。于是，“山人”焉、“居士”焉、“斋主”焉，大量笔名，应运而生。
沾沾自喜 人们普遍的有一种心理，以能够被作者送一本书为荣——其实，真的“为荣”，作者还是感激涕零的。最差劲的是，有些自以为不同凡品之士，认为被人送书送得越多，越表示自己的权威庞大，就可以关起门来沾沾自喜，开起门来炫耀曰：“真麻烦，俺哪有时间看？” 劣书 世界上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看一本劣书，看来看去，能看得发疯。
比找到一块钱都难 满坑满谷的出版物，造成书籍泛滥。联合国曾经统计，如果人类继续这么蛮干，不出百年，全世界将被书籍淹没。所以人们想在这样汪洋书海中，寻觅一本自己喜欢看和对自己有益的作品，简直比在柏杨先生身上找到一块钱都难。
清扫陷阱 我曾向《爱书人》杂志建议，每年出版一册当年的“十大劣书”。或更精密地分“十大劣小说”“十大劣诗集”，数目可随劣书的多少而增减，如“七大劣书”“十五大劣书”等等（最好也出版“十大劣书店”“十大劣出版社”），在文坛上做一点清扫陷阱工作，为读者老爷指出哪些东西沾不得。盖陷阱如果太大，读者老爷花钱事小，拜读之后，气出了肺炎，就伤了社会元气矣。
高度水准 一个国家民族的强大，不仅仅是房子盖得高，工厂开得堂皇。而是在求知欲上和艺术的欣赏力上，也同样有高度水准。
三等国民 看一看电视节目，恐怕我们实在是三等国民——至少在艺术的欣赏上如此。《开天辟地》、《医门沧桑》、《彩色世界》都不能吸收，只能吸收叫人冒冷汗的连续剧，要说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中国文化如何博大精深；偶尔有个洋大人来台北一游，就情不自禁地一口咬定他“仰慕中国文化”，不知道这“文化”在啥地方藏着，真得拜托给我们找出来，让大家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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