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论”、“摸石头论”、“先富论”、“两制论”，都建立在同一个智能上。
套用狄更斯先生《双城记》几句话，我们形容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最美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恶劣的时代。是一个充满了聪明与智能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了愚蠢与颟顸的时代。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也是一个只有一张嘴巴的时代。是一个我们拥有所有东西的时代，也是一个我们丧失所有东西的时代。是一个使人犯罪的时代，也是一个使人成圣的时代。就在十九世纪，一位手无寸铁的思想家马克思先生，从他的书房崛起，用他的一枝笔，指挥全世界最勇敢的野战兵团，开始摧毁资本主义。他对资本家的罪恶，做无情揭发，把社会主义理论，化为可以实行的方案。他给人类新的希望，二十世纪中叶前后，世界至少有二十三个以上的国家，照着马克思的蓝图，建立马克思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分布各洲。马克思曾经承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人民除了一副脚镣外，再也没有其他损失了，这是马克思主义光彩的巅峰。“猫论”，深具普世价值的思维事情发生在二十七年前的1970年代，具体地说，那是1977年。在一个烟屑迷漫的凌晨，中国这艘古老庞大、伤痕累累，爆炸的残火刚刚熄灭，而且还正在漏水的航空母舰，满载着惊恐、贫穷、愚昧和愁苦的人民，慢慢地驶离礁石密布的港口。全世界眼睛都注视着它，为它捏把冷汗。然而，它终于平安地穿过大小礁石。然后又遇到一个十三级以上的狂风，和一百层楼高的巨浪。全世界人们都慌张失措，因为这么一艘巨大的母舰，如果沉没，它将在海上造成一个强而有力的巨大漩涡，把附近其他较小的船舶吸入海底！幸而，渐渐地，烟雾消失，黎明来临。人们都看到了航空母舰上掌舵的那位舵手，仍在驾驶舱里，脸色沉重地紧握舵盘。船上的人向那舵手欢呼，世上的人向他致敬。如今，那艘得救了的航空母舰正在太平洋上继续航行。感谢这位舵手，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英雄。他为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人民，指出一个崭新的方向，使古老而又封建的中国，走出权力恶斗的泥沼，把全民从酱缸中挖掘出来。这位舵手，就是邓小平先生。他虽已过世多年，但我们对他的了解，却跟着愈多，也愈深入；他的丰功伟业，固然使我们敬重，没有他，就没有现代中国。但我们更崇拜的是他的丰富思维，他把学院派用三百万字所表达不了的复杂思想，提炼为连小孩子都听得懂的语言。这是一种能力，使中华传统文化，忽然活泼起来。首先我们肯定他深具普世价值的思维，就是他的“猫论”。这项理论，于1960年代即已形成，只有一句话：“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只有患有严重智障的江青女士，磨刀霍霍，批判他说：“邓小平在国内外阶级敌人向我猖狂进攻的时候，里应外合，竟然提出‘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主张，带头刮起了‘单干风’，说什么‘不管白猫、黑猫，能逮到耗子就是好猫’。这是邓小平明目张胆地为农村发展资本主义鸣锣开道，是他和刘少奇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大阴谋。”“摸着石头过河”，让人民先富了再说邓小平第二个具有普世价值的思维，是他的“摸石头过河论”。事实上，这是一句最乡土的谚语。我们家乡有一句俗话：“在家怕鬼，出门怕水。”从前河川渡口，往往没有渡船，即令有渡船，一旦山洪暴发，渡船不敢轻试。有时候两岸隔绝时间，能长到八九天之久。旅人干粮盘缠双缺，只好冒险趟水。他必须用他的脚趾和脚掌，慢慢地触摸着河底的石头，一寸一寸前进。有时候，一脚踩空，立刻就被急流冲走，从此不见。到了后来，渡口往往都有职业领渡人，他们熟悉河道变化现状，牵着旅人的手，他在前面走，旅人在后跟。我们所以推崇这项思维，因为这项思维蕴含着开放性和包容性。天下真理不是一个绝对值，而是可以讨论和应该沟通的。每个人都是渡客，确定目标（对岸）后，渡河的方法则应由他自己决定，雇不雇领渡人，以及雇谁当领渡人，也由他自己决定。在渡河中途，他顺着石头，脚踏实地，有时候回头走，有时候向东走，有时候向西走，看他好像在滚滚洪流中，不停转折。别人走一个小时的路，他甚至于走了一天，虽然有倒退，有弯曲，但是他靠着脚掌对石头的感觉，万变不离其宗，他不会离开最终的目标，不会让自己一脚踏空被淹死，也不会让他怀抱中的婴儿跟着他一块淹死。这项思维，诞生了两项奇异的果实，第一是让人民“先富了再说”；第二就是他在政治上有名的“一国两制”。发明“一国两制”论最后一个比较具争议性的是“一国两制论”。就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在香港接受访问——那时香港距回归还有十年左右，发表了一些个人看法，于是祸从口出，从此香港政府不准我入境，一直到1999年，香港大学举办“柏杨的思想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只勉强给我一次出入的签证。虽然“一国两制”使我受到困扰，很显然的，大陆不可能放弃她祖先因战败而丧失的土地。容忍这些土地脱离中国，任何人或任何党，恐怕连想一想都不敢。1870年代，普法战争后，法国战败，割让阿尔萨斯、洛林二州给德国。我小时候读《最后一课》，对亡国奴的痛苦和悲壮，曾掩卷流泪。1940年代，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战胜，阿、洛二州自然而然回归法国。然而，时间已过了七十五年，1970年代之后在两州出生的人，他们都成了德国国民，而当初的法国遗民，活着的已经不多了，所以马上发现当初“最后一课”时预料不到的问题，竟然发生。更想不到，1970年代，中国对澳门、香港、台湾，都遇到同样的问题。“一国两制”看起来是一个强势政治架构，但从另外一种思维分析，这是一个智能的言语，也是一个理性的言语。为中国建立新的信仰邓小平已逝，巨星已落。柏拉图曾经说过：“最好的君王，应该是一个哲学家。”邓小平不是君王，但他是国家最高领导人，而且不折不扣的正是一位哲学家。像摩西一样，把埃及的奴隶，带到流淌奶与蜜之地。也像马丁·路德一样，为中国建立新的信仰。也像美国的林肯一样，全心全力，解放黑奴。我对邓小平先生极为尊敬，尤其是“两猫论”流行之后，我们家一只名叫熊熊的泰国猫，每位小朋友都喜欢它。有一次，一个朋友打电话来，说：“我家孩子，忽然大声叫我们：‘快来看，熊熊的爸爸在电视上’。”我之所以能够“声名大噪”，都是因为当了熊熊的爸爸缘故，怎不同意邓小平的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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