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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 陳魯豫·心相約 》
直到領取畢業證書那天,我還是無業遊民
陳魯豫 Chen Luyu
當時,我對自己的主持生涯並不抱信心,但對中央臺充滿嚮往。衹要能進中央臺,哪怕什麽節目也不做,我的虛榮心也會得到極大的滿足。
終於,文藝部鄒主任給了我一張表格,要我填寫後交到人事部。我大喜過望,以為自己進中央臺的事已經是板上釘釘了。我仔仔細細填了表,恭恭敬敬地交到人事部,可事情就再也沒有了下文。
到了領畢業證書那天,我還是“無業遊民”。同班同學分別去了中國日報、國際廣播電臺、文化部等國傢機構,每個人都興高采烈。
我也挺高興的。沒去中央臺是很遺憾,可是,能以自由人的身份主持中央臺的節目也不錯,將來萬一變動工作也方便。惟一讓我心煩的是,我必須找到一個接收單位,否則,我衹能以待業青年的身份把檔案轉到街道。當時我的觀念挺古板,做自由職業者可以,當街道待業青年可不行。稱謂對我很重要。於是,我把檔案放進了海澱人才交流中心。這下好了,我是人才,而不是無業人士了。
辦好手續,我把身份證、畢業證書、戶口本一股腦塞進背包,包就那麽大大咧咧地扔進了自行車車把前的鐵筐裏,之後,心情愉快地騎車回傢。騎到真武廟二條,我把車停靠在馬路邊,兩腳點着地,一手扶把一手從報攤上拿起一份報紙,等我再轉頭過來要拿包取錢時,卻發現我的包已經不見了。小偷簡直神了,兩秒鐘之內竟從我的眼皮底下偷走了我的包。
我連忙騎車到月壇派出所報案,民警很熱情,可聽說我錢包裏衹有50塊錢,就遺憾地表示:數目太少,不能立案。我趕忙炫耀地說:“我的包裏還有一個價值3000多元的中文呼機。”
民警一聽,高興地說:“那足夠了,可以立案!”
第二天,我拍完節目回到傢,竟然看見我失竊的黑皮包就放在桌上。
原來,小偷拿走錢包裏僅有的50塊錢和呼機後,把皮包扔在了復興門立交橋邊的草地上。有行人撿到,從包裏翻出我的身份證和通訊錄,輾轉將包交到了我爸爸手上。
我翻了翻包,戶口本等重要的文件都在,這纔長出一口氣,心裏對那個盜亦有道的小偷充滿了感激之情。
現在想想,我大學畢業後沒能進入中央電視臺,責任都在自己。我沒嚮任何人表示過對中央臺的渴望,總不能希望別人上趕着用八擡大轎請我去吧!
一直到現在,我都沒有徹底改掉被動的性格。
當畢業分配的忙亂過去之後,我全身心地投入了《藝苑風景綫》的拍攝工作。它是我當時惟一的陣地,也將是我未來事業的奠基石。
我沒有和劇組簽約,也沒有討價還價地談過我的報酬。我乖乖地拿着每集300元的勞務費,覺得挺好。畢業前,我衹能拿到每集150元,劇組解釋說因為我還是個學生,所以報酬減半。我當時對這個解釋不太滿意,覺得有點欺負人,但也沒太往心裏去。如今一畢業,工資竟翻了一番,當然很高興。可仔細一想,《藝苑風景綫》每兩周一集,這意味着我一個月的收入衹有600元。我想跟劇組說,錢太少了,但怎麽都張不開嘴,最後也就算了。好在我剛走出校門,生活方式和在學校時沒什麽差別,吃盒飯、搭公共汽車也花不了多少錢。我很快就忘記了對待遇的不滿,開開心心地過起了自食其力的生活。
1993年底開始,我的情緒變得相當低落。工作失去了挑戰性,情感也沒有着落,我感到生活失去了方向。平心而論,《藝苑風景綫》在當時的口碑相當不錯,雖然播出時間比較晚,但它一直有着相對穩定的觀衆群。
2002年6月,我去內蒙采訪草原英雄小姐妹竜梅和玉榮。竜梅的丈夫老張一見面就對我說:“當年老看你主持的《藝苑風景綫》。”
節目本身沒有問題,但它沒有辦法提供我所需要的舞臺。我感受到自己體內藴藏着力量,但我找不到釋放它的場所,這讓我痛苦不堪。
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工作環境也變得不再單純。面對這麽多難題,我沒有能力解决,衹有眼不見心不煩一走了之。
1994年,我參加了GRE考試,年底到了西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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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長江文藝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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