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 》 大历史不会萎缩   》 (二) 过渡期间的社会与经济(4)      黄仁宇 Ray Huang

　　用不着说各位已猜透我所要讲的空前庞大的运动，可以说是进入资本主义之体制；这也是一个国家现代化之真髓。我因为这些名词非常混淆而容易引起争执，所以强调进入此境界时，一个国家和社会即可以用数目字管理,亦即是过去以农业社会之生活方式作为施政的基础，现在利用商业社会里的生活方式。这样反能使读者看清这种改革之内涵，比一种呆板的定义更实用(可是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书内，我仍给资本主义赋予定义，详该书页182)。换言之，我重归纳法，不重演绎法。有如我在《万历十五年》内已将中国官僚主义的理想与习惯叙述得详尽，即无须再将官僚主义这名词搬出来，再制造出一套抽象的理论。
　　可能也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常用的名词，我不能如是容易地脱身。大家都知道讨论资本主义的前有马克思［其实马克思未曾在字面上引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只称为"资本家时代"(capitalistera)以及"资本体制之立场"(kapitalischergrundlage)，后有韦伯，今日有不少的理论家自己已钻入"逃墨则归于杨，逃杨则归于墨"的境界。我个人即有此经验。有人问我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我说不是，对方就说那你一定相信韦伯了。
　　可是事实不是如此简单。在这情形之下，我们也可以再引用孟子所说"尽信书，不如无书"。韦伯叙述欧洲脱离中世纪而进入现代时，思想信仰上的解放，有如路德及加尔文的神学，赋予教徒以自信，使他们将宗教上的信仰应用到日常生活上去。这种"新教伦理"使各人心、口、手一致，所以思想与行动合理(rational)，非如此，令人预为筹谋的法制即无法执行，法制合理化，才有资本主义。这种说法具有极高度理想主义之成分，只能令人长思，无从证实。一种带集体性的基本思想，行见于社团当然有长远的影响。我上面就讲到爱面子，重英雄崇拜，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而非多元，就助长了军阀体制，也是这个道理。中国的秘密结社、崇拜关公，也是旁的组织原则如权利义务无从合理地划分得清楚，私人义气可以代替这些原则的表现。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得到韦伯启蒙的作用，我也劝各位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注重心理学和社会学。
　　可是要靠韦伯作为打开中国秘幕的钥匙，则未免期望太高了。首先我们务必了解韦伯的解释，只能在有选择性的场合上适用［他就引用巴克斯特(RichardBaxter)及富兰克林的言辞支持他的理论］，并非新教徒都成为了资本家。据我们所知，世界上资本主义成熟得最早的地方威尼斯，这城市国家始终没有放弃天主教，只是它的主教自己选派，凡教堂对商业的约束它都拒绝遵守，此外并未产生独特的新教伦理。法国与比利时也为天主教的国家，这并未阻止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内发展。荷兰因抵抗西班牙以主教加强各地之管制而独立，在独立的过程中加尔文派的力量才逐渐发展。独立运动的领袖威廉(沉默者WilliamdeEerste)先为天主教徒，后改信路德派，最后才为加尔文派。至于这地区历来地方自治的力量强，各城市的绅商有势力，独立之后新国家没有其他的逻辑，才锐意经商，作为资本主义最前进的国家，这并非由于教堂的力量促成，也并非受神学或伦理所摆布。
　　总之，像韦伯这样的一个思想家，他的地位甚至可能与王阳明对比，不可能由我三言两语抹杀得干净，一个国家和社会从农业体制衍化到商业体制，牵涉万绪千头，不可能没有思想上的大规模调整，韦伯的用处也在这地方。他讲到中国时提到父系威权(patriarchalauthority)，妨碍合理化地组织劳力(rationalorganizationoflabor)，我们都无从反对，我昨天就讲到明朝抽税威权由上至下，各人都要规避责任，土地变形，赋税也不能注销，正符合他所说；可是韦伯不知道有北伐，有抗战，他没有听到蒋介石的名字，不知有张学良、宋子文，我们不能从他的言论中，开创写中国近代史的出路，反之，我们过于崇拜他，只会禁锢我们的思想。
　　以上说及韦伯各点更可用于马克思。马克思曾说及："人之自觉不能决定他们的生存，只有他们社会上之生存决定他们的自觉。"在这一点他的结论为："物质生活上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之特征。"(摘自《政治经济评论》CritiqueofPoliticalEconomy)他的劝告使我们注重经济史，因为他所说经济开头，思想随之转变。可是实用时也有限度，如当年很多台湾人士回大陆，发现大陆上的人主要的还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所以，我们仍要保持"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态度。
　　《共产党宣言》里面提到资本主义萌芽，不少的中国学者也随着依样（画）葫芦。西方的萌芽，基于"外放分工"(puttingoutsystem)，亦即在纺织业初开始时，不设工厂，投资者将原料挨家逐户地分配给劳工的家庭，各人在家中纺织，织成后，投资者又将成品收集，发给工资。从这种组织与系统，产生了以后的工厂，于是形成日后的资本主义。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就抓住这外放分工办法，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重点。
　　恰巧明清之间长江下游地区的纺织业也采取了这种外放分工办法，不少大陆方面的历史学家也就抓着这点作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证明，咬定资本主义已于16世纪在中国开始组织。以后这说法也被日本、英国和美国的学者所接受传播。可是世界上有名花异卉，萌芽了300多年，还没有结实成果?可见得过于相信威权，可以否定本人的判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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