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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史 》 歷史的壞脾氣 》
各大馬路巡閱使
張鳴 Zhang Ming
中國從來就不缺乏撈錢的官,但是純粹為了撈錢而做官的人,其實也不多。因為多數的官大小還算是個讀書人,即使談不上修齊治平,也多少得講究一點面子。中國最後一個王朝的末年,這種人不知怎麽猛然多了起來,先是蜂擁而至的捐班,然後是大大小小的武人。辛亥革命,滿清的大王朝變成龜縮在紫禁城內的小王朝,武人變成最有權勢的猛人,我們稱之為北洋軍閥。
我曾經說過,跟梁山好漢一樣,北洋軍閥大多數都有外號,有一個人的外號很特別,叫做“各大馬路巡閱使”,此人名曰王占元。
王占元是袁世凱小站練兵時的老班底,但卻既不驍勇也不善戰,衹因為老實聽話而一步步升上去。自打袁世凱將黎元洪從湖北的地盤上騙走,到北京做光桿副總統之後,王占元就一直占着湖北,由護軍使而督軍而兩湖巡閱使(轄湖南、湖北,但實際上管不了湖南)。此公手握重兵,占據要衝,而且還有一個全國最大的兵工廠(漢陽兵工廠),卻在全國的政局變幻中無所作為。不打算問鼎北京也就罷了,連個地區霸主也不想做,一門心思穩坐武漢三鎮颳地皮。那個時候武漢在全國的商業地位與現在不同,不僅九省通衢,而且商路北抵俄羅斯,南通廣州,坐着就能發財。
王占元雖得地利,撈錢卻撈得不高明。一般來講,那年月做軍官不喝兵血的少,但有了地盤變成軍閥之後,往往會對兵客氣得多。因為在軍閥混戰、競爭加劇的環境中,兵是他們賴以占地盤颳地皮的根本,是命根子。所以,寧虧老百姓,不虧一個兵,差不多是軍閥們的信條。某些特別有野心的人物,比如吳佩孚和馮玉祥,甚至寧可讓自己和傢人過着比較清貧的生活,也要盡可能地多養兵,養好兵。可人傢王占元不,不僅老百姓和商傢的錢要颳,而且兵血也照喝不誤,害得手下的士兵總是鬧兵變。在1920年代,全國數湖北兵變鬧得最厲害,連外國人都看不過去,老是提抗議。
王占元如此做派,未免影響到他的實力。1921年,他的近鄰也是他名義上管轄的地段上的湖南人,開始打他的主意,一連串凌厲的攻勢打得他招架不住,不得已衹好嚮剛剛打敗皖係軍閥、風頭正勁的吳佩孚求救,結果是為了拒狼,接來了狼外婆,沒奈何,衹好夾起皮包走路。
還好,王大巡閱使事先已經將大部分颳來的民脂民膏和兵血,都轉移到了天津外國租界,雖然變成了光桿司令,但錢還真不少。此公下野之後,隨即置辦産業,一時間,天津租界各大馬路上,遍布王傢的店鋪和房産。王占元從此不問政事,專心經營,天天挂着一長串鑰匙,巡行在各大馬路之間,因此人送外號:各大馬路巡閱使。
清末民初,是個傳統意識形態墜落,而新的意識形態又沒有能建立的年月。原來的道德追求隨着王朝和天下的覆滅而七零八落,新的價值觀又沒有在民族國傢的痛苦建設中確立起來,國傢狀況似乎又很是不好,所以,不擇手段地弄錢,成為許多政界人物惟一的選擇,也是他們心理最後的依靠。為了能夠盡快盡可能多地弄到錢,他們可以嚮進城挑糞的農民要捐,可以把田賦預徵到2010年,甚至不惜自挖墻角,把手伸到自己麾下的士兵口袋裏。有了錢,就趕緊存到租界的外國銀行,即使這些銀行不給利息,反而要收保管費也在所不惜。他們看不到中國的前途,也不想做點什麽來為自己的祖國爭取一個好一點的未來,所作所為,衹是在準備後事:一旦國傢崩盤,就逃到租界或者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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