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挺之，山东密州人。当朝吏部侍郎，从三品官，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国家人事部副部长。赵挺之这个人精明干练，有出色的政治才干，在地方为官的时候政绩突出，所以在官场上升迁得很快。但由于他属于王安石变法集团，是典型的改革派，新党人物，所以与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矛盾尖锐。
挺之在德州，希意行市易法。黄庭坚监德安镇，谓镇小民贫，不堪诛求。及召试，苏轼曰：“挺之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岂堪此选。”（《宋史》卷351《赵挺之传》）
看起来苏轼对赵挺之的为人极为反感，说他是“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岂堪此选？”——就知道搜刮聚敛钱财，学问道德都不足取，这样的人怎么堪当国家重任？
在《宋史》卷444《文苑列传》中还记载了一则故事，发生在“苏门六君子”之一陈师道与赵挺之之间：陈师道与赵挺之是连襟，但陈师道一直都很讨厌赵挺之的为人。陈师道家境贫寒，冬天要到郊外举行祭祀活动，没有绵衣穿。妻子从赵挺之家里借来一件绵衣，陈师道知道后，坚决地退还给赵家，结果自己不幸受风寒而死。
赵挺之这个人新党得势的时候受到重用，旧党上台的时候也能够游刃有余，说明他有一定的政治手腕，在官场上或许八面玲珑有余而政治操守不足，本人也确实有不少缺点。但他毕竟是一位颇有政绩的官员，不至于像苏轼与陈师道说的那样不堪。这本是朋党之间的意气之争，我们无需去刻意评断赵挺之与苏轼、陈师道之间孰是孰非，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苏轼与赵挺之两派间的矛盾是非常尖锐的！
而李格非恰恰是所谓的“苏门后四学士”之一，“以文章受知于苏轼”，深得苏轼的器重，与许多苏门的弟子不仅诗文往来频繁，而且有着深厚的友谊。前面我们也介绍过，李格非这个人学问渊博，著作丰厚，在政治上刚直不阿，疾恶如仇。他的个性与政治立场似乎与赵挺之完全格格不入。李格非当时在朝廷担任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行狱，从六品官，相当于现在文化部副司长级官员，位置虽然没有赵挺之的官职显要，但也属于朝廷的重要职位。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讲，李格非都无巴结逢迎赵挺之的必要与可能。
然而，这样格格不入的两家人最终还是结为了儿女亲家。当然，其中主要的因素就是两点：一、赵明诚心仪李清照；二、李清照也欣赏赵明诚。
赵明诚心仪李清照无须赘述，昼寝之梦的小故事，不管是否为小说家言，已经能够充分说明赵明诚对李清照的青睐。那么，以李清照的才华、眼光，为什么会欣赏喜欢赵明诚呢？
赵明诚虽然是当朝高官赵挺之的三公子，从小成长在贵戚之家，但却并非不学无术的纨袴子弟。相反，赵明诚从小就喜爱诗文，尤其酷爱寻访收集前代金石碑刻文字。赵挺之在徐州做官时，年仅九岁的赵明诚居然从当地收集了两通古代碑刻。咸阳出土了一块传国玉玺，将作监(相当于今国家设计院总设计师)李诫曾亲手拓印了一份送给赵明诚。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在外地为官的姨夫陈师道曾先后两次致函赵明诚，为他提供发现碑刻的线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陈师道与赵挺之水火不容，但却对这个外甥欣赏喜爱有加。他在给黄庭坚的信函中提到：“正夫(赵挺之字正夫)有幼子明诚，颇好文义。每遇苏、黄文诗，虽半简数字必录藏，以此失好于父。”（《与鲁直书》）意思就是说：赵挺之的小儿子赵明诚，酷爱诗文，每当看到苏轼、黄庭坚的诗文，即便只有片言只语，也会精心收藏，正因为这个缘故，他的父亲很不喜欢他。
由此看来，少年时代的赵明诚与父亲不同，他对官场政治、新旧党争并不在意，他的主要兴趣在于金石碑刻的收藏与鉴赏，只要是有价值的金石字画他就收藏，十七八岁之年，就以金石收藏在学问家云集的北宋士大夫中间享有很高的声誉。这对于性情活泼、关注世事的李清照而言，不能不有所耳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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