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学者类的不识时务者，难免失落，竟然抚今追昔，推中国之情，想世界之理，见贤而思齐，穷且益酸，非跟外国教授攀高低，以为他们是坐在社会的宝塔之上，说什么国运不昌，全在不能重用知识分子，特别是懂科学技术，代表第一生产力的知识分子，让聪明人来管理国家--像人家外国那样。
然而，我认识的欧美学者，他们说，由专业知识分子特别是用他们的专业思想来治理国家，是很危险的事情，全世界的政治家是另外一种行当。所以，我以"太史公去势"为喻，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讲什么叫"大势已去"，什么叫"大势所趋"。我的结论是，知识分子早就被"割球骟蛋"，全世界都如此（见拙文《太史公去势》，收入我的《放虎归山》）。
当时我太壁上观，总以为校园里的蠢蠢欲动，社会上的蠢蠢欲动，主要是基本形势看不清。国家对农村是黄老政策，听其自生自灭，城里不是。城里的改革是干什么？
是砸碎铁饭碗，不吃大锅饭。改革的矛头所向，那不是明摆着的吗？首先就是咱们这些吃国家饭（过去叫"吃供应"）的人。第一是国营企业的工人，第二是政府部门的办事人员，第三就是知识分子。
所以，正是这些人，他们抵触最大。他们对改革之名，是企足引领以盼之；对改革之实，是牢骚满腹以骂之。当时叫"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骂完之后，还把问题归咎于改革的迟缓和不够彻底。
那时大家都很幼稚，谁都不去思考，谁也不愿思考，改革的代价是什么，改革的风险在哪里，改革的利益怎么分配，获益者要不要受节制，受害者要不要被保护，他们还以为，这都是改革以外的事，和改革作对的事（现在的任何工程上马，都得有成本计算和风险评估，不能认为是工程以外的事）。
就像农民怨农产品价格太低，城里人却嫌卖得太贵，谁急了都会说，这是改革不够彻底，自己打自己嘴巴子，是那个时期的特点。
距上面两篇文章的发表已经十多年了，有人以为，国家有余钱，可以朝学校投一点，很多聪明人，特别是技术专家类的聪明人真的出来替我们管理学校，大家的工资长了一点，彼此的差距大了一点（现在这是不带负面含义的词），少数身居要职，官员兼教授，教授兼官员，政治为金钱挂帅，金钱也为政治挂帅的人，通过改组兼并，建设基地（人人争当基地分子），承包课题，腐败了一点，学校更趋时趋势，跟社会潮流（包括全球化的不正之风）更贴近靠拢了一点，就是改革的最大成绩。然而，我说的"弊政"，结构性的"弊政"，其实一点也没改，非但不改，还变本加厉。
他们觉得，既然蚯蚓、蝎子、黄鼠狼都公司化了，怎么改革的春风就吹不进去，还留下这块死角干什么，学校不是福利院，还是老板说了算，裁人下岗，乃是势在必行。所以也就难怪，现在被革除的不是学校中的"弊政"，反而是我提出的"问题"。有钱烧着，下一步干什么，就剩磨刀霍霍向牛羊。这是大家等了十来年，才水落石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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