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不是说得很清楚吗？！”
在李敖的政治理念中，最为旗帜鲜明的是，他始终坚持“一国两制”是海峡两岸的必然趋势。这在台湾是难能可贵的。在台湾政党繁杂，政出多门的特殊背景下，李敖能恪守一个中国的理念，说明他始终牢记自己是中国人。在统独的问题上，李敖不仅认同海峡两岸同文同种、血浓于水的关系，也认识到了台湾的历史发展、现实状况和未来前途，只有与祖国大陆经济、政治的一体化，才能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占有稳固的地位。李敖正是出于这样的世界性眼光，在世纪之交的“总统”参选演说中，他才敢于堂堂正正提出拥护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主张。李敖“坚持中国和平统一”的思想可以从2004年12月他在台北寓所接受《美国之音》驻台记者的独家采访中得到印证，因为这是他发自内心的真诚愿望。
“邓维帧要办《政治家》时，跟我谈过很久，我就告诉他我应该是第一期的封面人物。他问：‘为什么？你又不是政治家。’我说：‘就因为我不是政治家，所以才应该找我。政治家是应由思想家来领导的，你说对不对？要不然水准就会降低，会变成政客。罗素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时，不是也莫名其妙吗？他觉得他应该得和平奖才对。’罗素为什么会有自我肯定与别人肯定的落差呢？原因无他，你的伟大，别人不知道百分之百，只能知道百分之几而已。”
“我要重申，对我而言，我不是在做政治活动，这是思想活动的延伸。我看不起政治，我也不承认我在从事政治活动，所以我一再举例，就是以前的胡适先生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有人质疑他跑去当国民党的官，胡适反驳说以他的地位和身分，他不是在做官，不能用做官的标准来看待。胡适远超出了世俗定义。”
“我这次参选是思想运动，也是特技表演，我要匡正台湾的政治风气，为台湾人民‘洗脑’，树立新领袖的标竿。 换言之，我参选就没想过能当选。这么多台湾的重要人物怕我，我怎么能当选？政治永远不是小民说了算，可所有的政治家都在表演给小民看。”
“‘一国两制’是台湾和大陆人民唯一幸福的明天，除此以外的战与拖都会使人民遭殃，而那些满口信念与仁义道德的政客则毫无损失，他们从不关心人民疾苦，就像根本不在乎自己受否遗臭万年！我李敖是个什么主义者，很难用一句话概括，既然我未能成为总统，那我的政见对台湾人民就没有任何价值了，但只要我还活着，我的政见就绝对是台湾当局最关注的。有人见我骂国民党，就说我是中共同路人。我看不起这样的逻辑。”
“1982年3月16日，李宁代《政治家》访问我，说：‘你的确是个很好的宣传家。是你的性格如此吗？还是另有原因？’我答道：‘当然一部分是我的性格，另一个原因是我的戏。’‘我出道的时代跟胡适不一样。胡适那时代的知识分子很受尊重，而胡适出来时就是大学教授，当然容易造成一个好形象。我一出道就是流氓，靠打天下起家。所以不断有诉讼、不断有花边新闻，不可能有好的形象。可是这有助于我的发言权，当舆论这样封锁我时，它还是无法完全拒绝我，还是要登我一个百分比，因为它忍不住不登嘛！’”
“现在我眼看着蒋介石死掉了，他儿子死掉了，他孙子也都死掉了，连私生的孙子也死掉了，都不在了，剩下的，也都老的老、死的死，我的敌人等于都没有了。他们不是我的敌人，但是他们曾经拦过我的路，我现在也老了。我认为对邪恶、对黑暗，你表示沉默、表现出闪躲、与世无争，你就是共犯，是罪恶和黑暗的共犯。坏人做坏事，你看着他做（而不阻拦），你就是共犯。所以我才力竭声嘶，要出来讲话。
“我对政治家有种天生的厌恶与不信任。我对大陆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没有任何了解，也没有兴趣，所以无法发表任何看法。我走上讲台，装装学者；下了讲台，做做文人；没钱的时候，做点生意；有机会的时候，想做‘总统’。我的学术信仰是什么？这么复杂的问题，通常留到我死后，由那些被我骂了一辈子，也骂了我一辈子却没办法把我打倒的人为我评说，我只躺在棺材里笑。”
“我过去在台湾连续55年，一天都没离开。我过去早就被抹红了。他们不会怀疑这一点。因为过去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代，我坐牢的罪名是‘台湾独立’呀。当然这是假的罪名，牢是真坐的。所以，今天这些所谓‘台独’分子，他们比起我来差得太远了，因为我还坐了假(罪名)牢，他们连假牢都没坐过。
“真正的英雄好汉，你要独来独往嘛，像我这样。可是像我这样，他们基本上要落选的，要用反民主的方法把你挤到边。上去我这也算是运气好，也算是特别的异类，所以只能由火车头变成火车尾才能当选台湾‘立委’。我是在谈笑之间当选的。我不依靠党派，不放鞭炮，不握手，不作揖，不拉票，不成立总部，不搞宣传车，也不用电话拉票。所以我讲笑话说我当选是没天理的。可是像我这么优秀的人不当选也是没天理的。所以只好当选最后一名大家都比较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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