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苏轼因为逃婚而深入深山，思想上承受着极大的痛苦。这时他曾得到过道人或隐士们的帮助。元丰元年，身在徐州太守任上的苏轼在给章质夫的“思堂”作记时，曾忆起一个难忘片段：
少时遇隐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与欲，若是均乎？”曰：“甚于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隐者指之曰：“是有蚁漏。”“是日取一升而弃之，孰先竭？”曰：“必蚁漏者。”思虑之贼人也，微而无间。隐者之言，有会于余心，余行之。
——《思堂记》，《苏轼文集》卷十一
一个十六七岁少年经历如此大的波折，精神上显然是难以承受的。精神上的极度忧虑，势必带来身体上的严重不适，这成了苏轼比同时代人都要早熟、从而也在三十余岁就“早生华发”的因由之一。那些道人、隐士不仅在精神上开导他，而且在帮他调养身体，少年苏轼喜欢阅读医书，也应从这个时候开始。延续到后来，发展为留意医药、搜集良方的嗜好。更重要的是，他从此坚定了“不欲婚宦”的决心，立誓要当道人。
正在这个时候，王弗出现在他的面前。
纵览三苏诗文便可得知，在苏轼与王弗成亲之前，青神王家与眉山苏家没有丝毫联系。喜欢在诗文中与人称兄道友的苏洵，不仅与同样是当地文人的苏轼岳父王方没有一点笔墨交往，与在雅州做事的王庆源也没有半点交情。就门第而言，王家与苏家也有一段距离，更不能跟堪称“豪右”的雷简夫之家相比。
相反，苏轼与王庆源的关系却非同一般，从二人后来大量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二人无话不谈，比如提壶籍草、山林之乐，可以说连他弟弟苏辙都不能厕身其中。从当时的情形看，苏轼与王弗之间果真有媒妁的话，那王庆源便是最佳的撮合之人。然而，苏轼只称王庆源为“叔丈”，从没提到“作媒”及“伐柯”。
这就是说，苏轼与王弗的婚姻，并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他自我选择的结果。因为他曾读书的地方之一“中岩”、“华藏寺”就在青神王家庄附近，作为乡贡士的王方，至少在中岩一带是有点名气的，苏轼或者是借读，或者是求药，或者是通过
王庆源介绍与王方的儿子王愿相
识，总而言之，不存在父母之命
或媒妁之言等关系。
《苏轼诗集》、《苏轼文集》编校者、《苏轼年谱》撰写者孔凡礼先生支持我的观点，他认为：
王方的家，一百年来“孝著闾里”，王弗在“少相弟长，老相慈诲，肃雍无间”（《苏轼文集》卷六十三《祭王君锡文》）的良好环境中成长”的，苏轼对这一点了解甚透；“苏东坡在和夫人王弗结合以前，当有过直接接触”，“东坡和王弗的结合，自主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在当时，是十分不寻常的。
中国人民大学的朱靖华教授则提供了这样的资料：
据民间传说，他们二人结成婚姻，还有一段小小的姻缘：王弗父亲王方，是一位乡贡进士，颇有声望，他要为自己的家乡奇景（山壁下有一自然鱼池，游人拍手，鱼即相聚跳跃而出）命名，同时也想借此暗中择婿，便请来了当地有名的青年才子为奇景题名，许多人都落选了，只有苏轼所题的“唤鱼池”耐人寻味。谁知躲在帘内的王弗亦不约而同地题名为“唤鱼池”，二人从此心心相印，沟通了无言的爱情。王弗之父母因此选中了苏轼为乘龙快婿，婚后形影不离 。
这是王弗家乡青神人的版本，也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最有说服力的还有苏轼本人的心语。在充盈着悲与泪的《江城子》里，有句话至今还是被人们一带而过，那就是“小轩窗，正梳妆”。
首先，“小轩窗”不是苏家的窗子。作为中、上等人家，苏家有地百亩，家中还有专门的“南轩”作为书房，苏洵不可能将只有一个“小轩窗”的房子给已是长子的轼儿做新房。相反，如果说“小轩窗”是他岳父王方那样小户人家女儿闺房上的装置，那最恰当不过。
其次，“小轩窗，正梳妆”，这种场景的形成，观察角度是从外向内的，而且是婚前互相爱慕的男女常见的表达爱慕的方式。若是结婚之后，苏轼自可学习张敞，在窗内给夫人画眉。此时若以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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