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李鸿章长期以来，坚持胡说八道，应该是因为，他享受到了说真话的快感，是的，说真话真的是有快感的，就像拿一把锋利的小刀，刷地割开臃肿的包装，把真相抽出来。但是在一个谎话套话丛生的世界里，这个爱好显然是很不合适的，时人荣禄就说他“甘为小人”，不过比“伪君子”翁同要略好一点。
同是实在人，张佩纶的真实是严肃的，李鸿章的真实是不那么严肃的；张佩纶的真实是一板一眼的，李鸿章的真实是信马由缰的；张佩纶的真实，是一个缜密思索的结果，李鸿章的真实，更多地来自现实操作中的灵感。他二位的真实是如此不同，但是，没关系，是真的就好。
是不是张式的真实，加上李式的真实，成就了张爱玲的真实？曾有人问我为什么如此喜欢张爱玲，当时答不上来，她的思想不能算最深刻，文笔固然好，但我有时也嫌她堆砌累赘，后来才想到，我喜欢张爱玲，是因为她实在。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作家，像她那样，一点儿也不装，不跟别人装，也不跟自己装，她是那样孜孜于逼近自己的内心，看她的字句，总像从我心里掏出来似的那么恳切。
扯远了，还回头说李鸿章和张佩纶，有了诚意的前提，对方身上呈现出来的闪光点，就变得真切可感了，有许多对峙，原本可以不那么剑拔弩张的，只是没有耐心听对方讲话，不相信对方的诚意，怀疑俨然的道理背后，是不可告人的想法，便不去琢磨字面上的意义，所有的交集，都是误解的累积。
相信对方的诚意，才有沟通的可能，他俩分别是过程主义者和目的主义者没错，但不是只有男女恋爱，才有互补这一说，张佩纶的锐利、孤介、耿直尤其是纯粹，那样一种洋溢理想主义光辉的品性，对于混沌圆通善于周旋妥协的李鸿章，未必没有一种吸引力——李鸿章也不是天生就是一个“浊流”，也曾有过翰林高第的风光和文臣治世的理想，一步步走到今天，当然因为他更成熟更理性更务实了，可是，理想主义时代，就像一个擦肩而过的情人，即使最终与它分道扬镳，想起来总有一些惆怅与苦涩。
张佩纶的智商，也让他能看到李鸿章的过人之处，他搏击满朝，唯独对李鸿章手下留情；1880年，他和张之洞煮酒论英雄，推陶澍为道光以来的最优质偶像，大伙都在学习他，但都只能学到局部，李鸿章“学其大而举措未公”。虽然张佩纶觉得李鸿章办事不够公道，但能学到几十年来最为优秀的人物之“大”，仍可算一高度评价。张佩纶不是那种非此即彼的道德狂，正是对于李鸿章的另眼相看，将他的命运带入此起彼伏的风波之中。
1882年，朝中发生一件大事，李鸿章母亲去世，他自己，也要丁忧了。
这跟张佩纶的丁忧完全不是一回事，小张再牛，也还在边缘晃悠着，丁一下忧，最多影响个人晋升外加经济收入，老李丁忧，会让整个政局变得暧昧难测。他的亲信分两拨，一拨劝他别那么实心眼，去丁那劳什子忧，不是还有“夺情”这一说吗？
所谓“夺情”，就是由皇帝出面，表示，虽然朕能理解你悲伤的心情，但是国家实在离不开你，自古忠孝难两全，对不住了，爱卿还是留下来帮帮我吧。
以李鸿章跟上面的关系，混个“夺情”不成问题，但另外一拨亲信认为不妥，前朝权相张居正，就是这么操作的，照样身陷“丁忧门”，闹了个灰头土脸大狼狈，谁比谁傻多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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