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因战争而发生人口迁移的大规模“填湖南”的事件多达七次。由此可以推想，湖南人的血统和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
懂得了湖南人的历史变迁，也就找到了湖南人性格和精神面貌的根源。三苗给湖南人留下了好斗的种子和被压迫者的反抗精神，开垦蛮荒之地的艰辛锻炼了湖南人霸蛮的意志，屈原为湖南人提供了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从屈原那里遗传下来的贬官文化，经过历代贬官的继承和发展，在湖南形成了一种催动人们积极进取的文化氛围。
这样分析下来，我们就不难理解，湖南人为什么自近代以来会将霸蛮的性格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糅合在了一起，构成湖南人所具有的血性，成为驱动大批湖南人成材的动力。
湖南人的血性不是说说而已。湖南的省会长沙，是一个充满着血腥的城市。翻开中国的历史，任何一次大的震荡，都没缺少长沙这个角色。但长沙在血雨腥风中始终昂扬着头，长沙不承认自己的悲壮，喜欢别人恭维它的顽强。在这里，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狂言：中国幸亏有个湖南，湖南幸亏有个长沙！毛泽东的那首《沁园春·长沙》，使长沙声名远扬。
长沙的顽强，数不胜数。
1179年，辛弃疾任长沙知府，时值金军大举南犯，山河破碎。辛弃疾发出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呼声。长沙人用陌生的眼光疑惑地注视着这位文人——他能守住长沙吗？事实说明，他率领“飞虎军”抵抗金军，成为维护南宋政权的重要军事支柱。
1275年，元军围攻长沙。潭州军民在李市的率领下，展开了一场悲壮的保卫战。三千长沙的守军大战数万元军，百分之百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坚守了好几个月，盼不到援兵，城池危在旦夕。李市端坐熊湘阁，令部将沈忠将他的全家老少集中在一起，积薪焚尸，然后自刎而死。元军虽然恼怒于长沙的顽强，但也慑于湖南人的勇猛，城破后，悉心安抚，约束士兵，不许滥杀无辜。
长沙之所以顽强，之所以不畏强暴，不怕流血，因为它是湖湘文化最集中的代表地。有屈原，就会有贾谊，就会有王船山。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构成湖湘文化的基石。中国近代以谭嗣同和陈天华为代表的大批湖南志士或引颈就义，或投水自尽，就是三闾大夫的风范遗传。
岳麓书院进一步丰富了湖湘文化，这座千年书院，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就是清华、北大也难望其项背。几乎三分之二的近代湖南志士从岳麓书院毕业，或参加革命以后来此系统进修，或流连于它的边缘受到熏陶。岳麓书院北宋时就是中国的四大书院之一。四川绵阳人张轼在这里执教，还专门跑到福建武夷山将他的好友朱熹请来，朱、张会讲，一时轰动；朱张渡，爱晚亭，诗意盎然。最后朱熹也爱上潇湘大地了，六十三岁还奔长沙而来，出任荆南路安抚使兼潭州知府。
有人说长沙的岳麓山上尽是一些坟墓。而这座山之所以声名远播，就是因为这些坟墓。这些坟墓是国宝，其中安息的人物，是近代史上湖南所有的精英：黄兴、蔡锷、焦达峰、陈开新……
这里不仅仅是革命者的归宿，也是湖湘人物的出发点。“中兴将相，十九湖湘”，一支支湘军、一批批挽救清朝的中兴名臣，如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焘、罗泽南……他们从岳麓山下出发，将九州搅得天翻地覆。
如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他们从岳麓山下出发，慨然北上，去从事维新变法。
一批批辛亥革命的元勋，如黄兴、蔡锷、宋教仁、刘道一、刘揆一、秋瑾、陈天华、焦达峰……他们从岳麓山下出发，去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而王闿运、杨度、谭延闿等人，也从岳麓山下出发，要使君主立宪制奏出近代中国风采的交响。
一批批共产主义者，如毛泽东、刘少奇、蔡和森、任弼时……在这里学习、锻炼、辩论、思索、探讨，到湘江中流击水，开创出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
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中的杰出湖南人，无一不在长沙，在岳麓山下、湘江之畔，接受湖湘文化的洗礼。近代湖南的仁人志士太多太多，他们都是湖南的骄傲，长沙的骄傲。
在清末乱世和随后的革命年代，杰出的湖南人都是斗士型的，如同外国小说中的牛虻。他们推崇意志力，主张人定胜天，做事喜欢讲个人主动性，反对摆困难讲条件。所以，外省人又送给湖南人一句话：“湖南人天生就是打天下的主”。
有血性的湖南人自然是尚武的。他们崇尚的是武林中的侠者风范。黄兴和蔡锷身上，都有维护正义的侠气。湖南人爱读《刺客列传》，爱读武侠小说。少林寺在河南，武当山在湖北，湖南虽没有武林名门正派的圣殿，却成了全国最大的武术基地，基本上县县有武馆，市市有武校。
湖南人的武功是否一流，没有见过权威的鉴定。金庸笔下的洞庭派和衡山派，似乎武功未臻化境，行事也不很光明正大，但那只是小说罢了。要说实在的情况，既然清末湘军打仗也要靠拳脚和刀枪，而湘军又是那么善战，湖南人的武功应该是说得过去的。不管怎么样，湖南人好习武、好从军，是祖辈相传的习惯，与外省人“好男不当兵”的观念大不相同。沈从文仿效托尔斯泰弃武从文，只是一个特例。湖湘子弟应征入伍，是一家人的荣耀，往往要摆酒庆贺，在湖南人眼里，当兵习武与考上重点大学同样光荣。
湖南人的尚武精神主要是在军队中实现的。“无湘不成军”的美誉绝非浪得虚名。从清末湘军到民国的湘军，直到革命的湖南人缔造和指挥革命的军队，这个断语得到了历史的映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记载了湖南人尚武精神的辉煌。毛泽东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数湖南人跟着他打天下。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首批授予中将以上军衔的高级指挥员中，十大元帅中湖南人占了三位，十位大将中湖南人占了六位。五十七位上将中，湖南人占了十九位，一百多名中将中，湖南人占四十五位。
打仗要流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因此，湖南人用鲜血书写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壮丽的篇章。
谭嗣同用鲜血写出了戊戌变法的惨烈，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禹之谟、马益福、刘道一、刘揆一、杨毓麟、焦达峰等湖南人，用鲜血书写了推翻帝制、捍卫共和的曲折和艰辛，以至于有“广东人革命，浙江人出钱，湖南人流血”的说法。毛泽东、刘少奇、蔡和森、任弼时、林伯渠、李富春、邓中夏、李立三、何叔衡、陶铸、胡耀邦、郭亮、杨开慧、向警予等湖南人，为了建立新中国，有的呕心沥血，有的献出了生命。近代以来的湖南，几乎家家有烈士，人人有疮疤。
战争与革命以流血为象征，记载了湖南人的血性。战争年代过去很久了，湖南人已不再流血。但湖南人并没有懈怠，没有松垮，没有在灯红酒绿中浮躁，也没有在安宁舒适中消沉。他们的血性仍在，仍然支撑着顽强拼搏的精神，驱使湖南人在和平的环境里成才，在非暴力的领域里施展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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