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不一样的风采
湖南是培育各种人才的摇篮。
通过前面的叙述，我们已经看到，湖南人在和平年代的生活，是耕田与读书。湖南人热爱桑梓，湖南人又喜欢读书。这是一个奇怪的矛盾。他们一方面耕耘着桑梓的土地，一方面关心着桑梓以外的世界。因此，他们身在家乡而总是关注着书本传播的信息，吃着家乡的饭而疏忽了对家乡的建设。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离乡背井，去追寻书中展示的那片更加广阔的天地。
到了当代的太平盛世，湖南的耕读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向商读文化、工读文化的延伸。许多湖南人一边经商一边读书，很想获得一个儒商的雅号。还有更多的湖南人一边打工一边读书，笔者姑且生造一个名词，称之为“儒工”。
现在的“读书”，更多是新闻消费、信息消费和文化消遣。和真正读书的人相比，看报、看杂志、看电视的人猛增。不过耕读文化的本质没有改变。湖南人照样是做着手头上的事情，心里却牵挂着世界上发生的那些与自己似乎丝毫扯不上边的事情，比如沙龙正在动第几次手术，南非有人在温泉里放入小鱼给人护肤，美国人为猪举办运动会等等。当湖南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彼此永远别想告诉对方什么新闻，因为一旦你想报出一条新闻，百分之百是对方已经知道了的旧闻。但是，他们仍然会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各抒己见，通常会因见解不同而争得面红耳赤。由此可见，湖南人的心思，终究还是没有放在本土，他们好高骛远，一有机会，他们还是会跑出去闯世界，寻求机遇，实现自己的抱负。
湖南人是非常乐意把子女送到国外去留学的。只要子女提出出国深造的要求，父母和亲戚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凑足资金把他们送出去。长沙没有一家外国领事馆，办出国签证格外麻烦，要跑到北边的武汉或北京，或者是南边的广州。可是，湖南人不厌其烦，不惜耗费精力和时间。于是，长沙的出国留学中介机构生意繁忙。
湖南人前辈中的人才，都不是贪恋故土的人。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如果家乡暂时不能为你提供成材的条件，那么死守在家乡就是难有出息的，随着岁月的流逝，成材的希望便会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俗话又说：大丈夫志在四方。这本书中提到的许多湖南籍中国名人，都有过离乡背井的经历，有的还走出过国门。曾国藩走出了湘乡的荷叶塘，左宗棠告别了湘阴的柳庄，谭嗣同从浏阳奔赴京城英勇就义，陈天华葬身在日本的海域，黄兴战斗在两广和湖北的武昌，蔡锷先在北京遭遇小凤仙然后在云南起兵讨伐袁世凯，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与贺龙等人南征北战，然后入主新中国的首都。齐白石没有沉迷于诗情画意的湘潭山水，沈从文也只能在异乡眷念他那民风淳朴的凤凰。或许，只有王夫之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外。
同样，外省人来到湖南，也大有成材的希望。屈原和贾谊被放逐到湖南，以他们绝代的才华，为湖南带来很大的荣耀。他们虽然都屈死在这块接纳和包容了他们的失意的土地上，但他们的才华和名声却没有被埋没。这些例子都说明，人才在本质上就是趋向于流动的，他们需要四处闯荡，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寻求机遇，施展抱负。人才的流动和交流，的确是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
近一百多年来，湖南曾涌现出了众多中国著名的历史人物，他们都没有留在故土从事本省的建设。他们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整个民族。周兴旺先生把湖南称为中国的“人才首都”，虽然很令湖南人振奋，但细想之下，觉得未免有些牵强。湖南盛产人才，但总是把他们一个个输送出去。对湖南比较中肯的定位，应该是“人才的摇篮”。这种定位同样令湖南人振奋，作为人才的母亲，湖南不仅对人才有养育之恩，而且具有教育家的智慧和为人师表的风范。
人才的首都，是群英荟萃的地方，而不必是盛产人才的地方。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才的首都，应该是在延安。新中国成立后，人才的首都理所当然是北京。湖南的大人才们，都在京城施展各自的才干，而湖南继续在充当人才摇篮的角色。
我们无法否认一个事实，在中国的历史上，人才中心往往是随着政治首都而变迁。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人才辈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山东、河南、山西、河北这些黄河中下游的省份涌现了大量的名人。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那些地方仍旧是人才的发源地。到了中古时期，自宋代以后，人才的产地渐渐南移，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四川等省份各领风骚。近代史上，湖广及东南沿海省份的人才异军突起，而湖南犹如火山爆发，人才喷涌，滚滚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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