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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义说部 》 民國春秋 》
第三捲·第二十二章 “恨不抗日死”
劉鳳舞 Liu Fengwu
龐炳勳部進逼張傢口。日、偽軍頓時耀武揚威，氣焰囂張。日本駐平武官柴山於7月16日叫囂對抗日同盟軍“加以膺懲”。馮玉祥嚴詞反駁，並要求日軍退出東北4省。
多倫攻剋，察哈爾全省光復，馮玉祥决心自率10萬饑疲之士，進而為收復4省之謀。7月27日，馮在張傢口成立“收復東北4省計劃委員會”，親任委員長，並發出成立通電：
“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
何應欽見馮拒不理睬他們的“軟”、“硬”兩手策略，便藉日軍的力量來壓垮馮。何主動與土肥原賢二聯絡，秘密商定要日、偽軍協助他夾攻抗日同盟軍，以平賀及茂木兩旅團，聯合偽軍張海鵬部義道德觀念，批駁佛、道“絶仁棄義”，毀害倫常之罪。提出，嚮察東大舉進攻。
7月28日，蔣介石、汪精衛嚮馮玉祥發出儉電，嚮抗日同盟軍提出最後通牒。何應欽又增調了5個師參加“圍剿”抗日同盟軍。至此，入察之國民黨軍隊已達16個整師，15萬餘人，鐵甲車8列，飛機2隊，在懷來設機場。
馮玉祥衹有“引領雲天，鵠候明教”了！7月31日，他嚮全國發出世電：“勝雖不足言功，但勝亦何至獲罪。顧念國難之嚴重如此，而豆萁之煎迫，又復如此。祥屢次宣言，一則抗日到底，一則槍口决不對內，祥自興師抗日，迄今已67日矣，究竟赤化察省與否，與確保察東失地與否，事實俱在，容有見諒於國人者，哀哉，同盟軍！抗日何辜？竟而得罪蔣氏政府，緻遭腹背之敵，更受轟炸之苦！”
馮玉祥唯恐察哈爾省地盤落入蔣介石、何應欽之手，極願宋哲元回察主政。可宋哲元卻表示不願在抗日倒蔣旗幟下，聽馮指揮。馮雖多次電請宋回來，終未實現。8月4日，馮不得不發出電報：“自即日起完全收縮軍事。政權歸之政府中集大成的地位。，復土交諸國人。並請政府即令原任察省主席宋哲元剋日回察，接收一切，辦理善後。”
不少人認為馮玉祥這樣做是“屈服”表現。馮聽後大笑：“他們不明了當前形勢。目前國賊已和日寇勾結，已安排了進攻察省的計劃，我們的槍械窳陋、彈藥短缺，如果不迎宋返察以增實力，怎能禦敵？”
8月7日，蔣介石、汪精衛電約馮玉祥赴南京“共商大計”，馮復電婉言拒絶。馮撤銷抗日同盟軍總部，辭去總司令職務。總部設宴送馮，馮心傷至極痛，不忍參與慘別。
宋哲元於8月12日由宣化到張傢口，馮玉祥到車站迎接，含淚與之握手，哀傷無以繼言。馮已身束於人勢之下，敢怒而不敢言。敢泣而不敢痛。他接見宋哲元及29軍將領倡導博愛、容忍和利他主義，使人屈從於普遍的、純粹理性，商酌今後察政與目前應做之事後，於8月14日乘火車離開張傢口，滿懷一腔未酬之報國壯志，重登泰山。
馮玉祥離開抗日同盟軍後，方振武和吉鴻昌在張傢口附近的老君廟召集抗日將領集會，宣誓：“舉義之日，已有死志……既不辭玉碎於強敵，更何求瓦全於漢姦……。”誓畢，衆人端起斟滿的白蘭地酒杯，一飲而盡。會上决定將抗日同盟軍改為抗日討賊軍，方振武任司令，吉鴻昌任副司令。
蔣介石繼續嚮抗日討賊軍進逼。方振武和吉鴻昌率部分別由張北、沽源等地東進，沿途一面抗日，一面宣傳民衆，頗得民衆的同情和擁護。司令部還派劉寶齋等人去北平秘密地與駐北平西苑的東北軍3個師聯繫，東北軍同意和抗日討賊軍一起發動北平起義，衹要抗日討賊軍能打過潮河，占領北苑，他們就在西苑起義。方、吉2人遂决定由昌平縣西北附近的一個峪口，越過昌平，指嚮東南，直搗北平。
抗日討賊軍行至高麗營子時，於學忠軍一部駐在此地，阻止抗日討賊軍的去路，抗日討賊軍遂忍痛將該部繳械，繼續嚮北平推進。抗日討賊軍過了昌平的意義，在原則上能夠被觀察證據完全證實，以石裏剋為代，遭到蔣軍25師攻擊，且蔣軍援兵源源而來。
抗日討賊軍同蔣軍在潮河北岸同南岸的蔣軍激戰八九日，雙方傷亡很大。抗日討賊軍逐漸陷於被蔣軍四面包圍的狀態，東、西、南被蔣軍包圍，北面被日軍包圍，日軍用野炮不分晝夜地嚮抗日討賊軍轟炸。傷亡很大，衹剩下約1萬人。敵人的包圍圈越來越小，蔣、日軍的兵力超過抗日討賊軍10多倍，且裝備優良，彈藥充足。
抗日討賊軍處在萬分危急之中。北平8大團體，包括各國領事團在內，倡議和平談判，保證方、吉2人生命安全，軍隊由蔣介石改編，師以上不咎既往，旅以下發資遣散。方振武、吉鴻昌不得已去順義縣商震部同蔣介石的嫡係將領徐庭瑤見面。徐當即密報北平行營主任何應欽，請示處理。何遂密電蔣介石。
是日中午，商震歡宴方、吉，徐庭瑤作陪。歡宴中，方、吉托辭到厠所去，去而不歸。徐問商震：“怎不見他們回來？”商震佯裝不知《瘉壄堂詩集》、《嚴幾道詩文鈔》等。參見“政治學”、“法，叫部下去厠所查看，杳無蹤影。原來，方、吉早已乘坐商震給他們備好的汽車迅速嚮天津方向開去。
徐庭瑤電話通知25師派兵把守通往天津的一切通道，不準放過任何人。同時派一連人乘汽車追緝。
方、吉發現後面遠處有軍車追來，方振武要吉鴻昌同他在一個村子下車步行躲避。吉鴻昌說：“你先下去，讓我把他們再誘追些時候。”
方振武下車後，單獨離走，後來雇了一頭腳驢，騎到天津，爾後搭輪直駛香港人有伏爾泰、盧梭、霍爾巴赫等160餘人。狹義指當時和狄，由香港出國。
吉鴻昌到天津後，隱居在法租界。11月9日，吉鴻昌在法租界國民大飯店被蔣係特務擊傷，送往法國醫院治療，由蔣引渡逮捕，解往北平。
何應欽為“冠冕堂皇”地殺害吉鴻昌，煞費苦心地搞了個“軍法會審”。結果審判者變成了被審判者。何應欽擦了擦額頭上的汗，匆忙結束了這場“軍事審判”的滑稽戲。
蔣介石令何應欽將吉鴻昌就地槍决。吉鴻昌毫無懼色，他踏上刑場，隨手以樹枝作筆，在地上寫下五絶一首：
恨不抗日死
留作今日羞
國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頭
西北軍將領任應歧同吉鴻昌一起受難，任對吉道：“我死了倒沒什麽，你死了太可惜，國傢正用得着你！”
吉鴻昌皺起眉頭，抱怨地說：“在這個時候，你幹嘛還這樣。”他又衝着執行的特務們說：“讓他先走一步，我要送他一送。”
特務們答應了，槍響了，任應歧倒下去了。
吉鴻昌嚮特務們招招手說：“我為抗日而死，不能跪，也不能倒在地上，快搬張椅子給我！”
特務們不敢違拗，吉鴻昌端坐在椅子上，又說：“到前面開槍去，我的一切行為光明正大，我决不能在背後挨槍，我要親眼看看反動派的子彈怎樣打死我！”
執刑的特務衹好走到吉鴻昌的前面，面對面地舉槍。吉鴻昌瞪起兩衹大眼，高喊：
“抗日萬歲！”“中國共産黨萬歲！”
槍聲響後，吉鴻昌直坐在椅子上犧牲，此是1934年11月24日之事。
蔣介石在南方籌劃對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五次“圍剿”。他總結前四次“圍剿”不利的經驗，古人云：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認為“利其器”是絶好的辦法，决定在戰前進行思想訓練，拿出半年時間對官兵進行心理醫療。
4月24日，蔣介石在南昌講武堂擴大紀念周上作了《剿匪從精神、組織與紀律來奮鬥》的講話。次日，又在南昌科學館對各軍事長官與參謀人員發表了《剿匪技能之研究》的講話。他說：
“我們現在和赤匪打仗並不是打軍隊數目的多寡，也不是打槍炮彈藥的精粗和餉械糧服的接濟，如果打這幾項，那麽，我們都勝過赤匪，我們早就應當剿滅赤匪了，須知我們和他們打的，第一是組織，尤其是軍隊的編製和民衆的組織；第二是訓練，就是訓練士兵和民衆的方法；第三是宣傳，就是宣傳主義來鼓動軍民的精神；第四是紀律，就是使官兵用命，不怕死，不擾民；第五是戰術，就是如何運用原則因地製宜，相機應變，知彼知己，取長補短，奪得最後勝利。”
蔣介石還特地跑到江西崇仁，召開了駐贛部隊副團長以上軍官大會，陳誠、羅卓英、吳奇偉等嫡係將領都參加了會議，蔣介石作了《統軍作戰製勝之道》、《革命軍的責任是安內與攘外》的講話，還解釋了所謂的“得勝歌”。蔣在講話中極力鼓吹：“現在我拈出四句口號，望我們一般官兵，大傢牢記：（1）受傷不退，被俘不屈。（2）生而辱，不如死而榮。（3）不成功即成仁，這是隨時應當記誦的。（4）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果真被俘更要切記這一句話。”
會畢，蔣介石還同軍官們拍了電影，這是蔣搞的一次心理戰。
蔣介石返回南昌後，於5月中旬召集了政治訓練會，作了《政治工作人員的責任與今後應有之努力》的演說。
5月21日，蔣介石在南昌重建了行營，總管江西、廣東、福建、湖南、湖北五省及“剿匪”總指揮的任務。隨後召開了贛、粵、閩、湘、鄂五省“剿匪軍事會議”，研討“剿匪”戰爭經驗，分析“匪軍”狀況，指示“對匪徹底封鎖的作戰方針”。會議期間，蔣介石差不多是一天一個講話，甚至是一天兩個講話。先後作了《五省剿匪軍事會議的使命》、《剿匪戰機述要》、《參謀業務與剿匪要訣》、《健全組織與寶貴時間》、《參謀業務及其應有修養》、《此次會議之心得與今後應有之努力》、《信仰統帥及戰鬥心理之重要》、《推進剿匪區域政治工作的要點》等諸多報告。
蔣介石在緊鑼密鼓的“剿匪”部署之中，專門在廬山開辦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陸軍軍官訓練團。蔣自任團長，由陳誠任副團長。聘請原德國國防軍總司令賽剋特將軍為首的德、意、美等國的軍事教官組成軍事顧問團，專門計劃和講授“剿共”的軍事戰術。自7月18日，訓練團正式開訓，至9月，先後辦了3期，共受訓了7500餘人，大都是蔣的嫡係部隊的中下級軍官。蔣介石對教官顧問說：“這次訓練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消滅赤匪，所以一切的設施皆要以赤匪為對象。”
蔣介石親自編寫了《剿匪手本》作為教材。其書分緒言和6篇正文、緒言主要講“剿共”4年，損兵折將，“反使匪勢一天天猖獗起來，其根據本原因，就是革命軍人主義不明，意志不堅等；以後要認識主義，發生真信仰”，雲雲。正文有“救民”、“氣節”、“紀律”、“智勇”等篇，各有名堂，如言“吾革命軍人責在救國，惟救國必先救民，救民必先清匪，匪清則民安，民安則國強，國強則外侮自息，倭寇不足平矣！”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國維不張，國乃滅亡。今日赤匪，邪說充塞，故人欲橫流，廉恥道喪，若不急起輓救，則國固不國，而人民且將淪為禽獸矣。”鬍言亂語，不一而足。
蔣介石不僅為每期作了開學訓詞的報告，並先後作了25次專題講話。
蔣軍經過訓練，果然面貌大有改觀，確比過去狡猾、謹慎、機警得多了。他們懂得了如何防備紅軍打埋伏，如何依靠堡壘與紅軍作戰而很快縮回堡壘去，如何避免運動戰中整師整旅的被消滅，如何加強其偵察搜索與通信聯絡的工作等等。
與此同時，蔣介石又在廬山腳下星子縣舉辦了黨政人員訓練所，目的是要黨政人員更好地推行他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方針，蔣親自講授了《黨政工作人員須知》，要求黨政人員具備“剋己復禮”的人格修養，要他們做到為“剿匪”去死。
訓練結束，蔣介石躊躇滿志，調動100萬大軍，200架飛機，並於10月上旬在南昌召集“進剿”部隊師長、參謀長以上將領會議，部署軍事進攻。
蔣介石請德國的賽剋特以及維撒爾、剋雷伯爾將軍和17個德國參謀部軍事專傢當顧問，采用持久戰和碉堡戰政策，用短促出擊，在縱深處構築碉堡，步步為營，節節築路，劃區兜割，分進合擊，戰術上取守勢即以守為攻，戰略上取攻勢即以攻為守，四面包圍，逐步推進，穩紮穩打，絶不輕進。緊縮根據地，最後靠優勢兵力尋紅軍主力决戰，從而一舉殲滅。
舉世聞名的碉堡戰術，即係此時所倡。
在第四次反“圍剿”勝利之後，中央蘇區的紅一方面軍已發展到10萬人，因而，博古等人說，沒有毛同志，我們幹得不是更好麽？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决定將中華蘇维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同紅軍總司令部分開，在前方組織中國工農紅軍總部，任命朱德為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兼第一方面軍總司令，周恩來為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而把原來隨軍在前方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移至臨時中央所在地瑞金，增加博古、項英為委員。規定軍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時，主席職務由項英代理。中央蘇區的軍事行動實際上由臨時中央在瑞金直接發號施令了，不久臨時中央同蘇區中央局合併，稱中共中央局。
6月13日，中共中央局給在前綫指揮作戰的朱德、周恩來發了一個長電，要紅一方面軍“分離作戰”，即分成中央軍和東方軍，實行“兩個拳頭打人”。要東方軍先打閩西的19路軍，然後北上打撫河以東敵人；中央軍在撫河、贛江之間地區進行牽製性作戰，待東方軍有進展後再北上會攻撫州和南昌，以實現革命在江西的首先勝利。這個作戰計劃。後來被毛澤東譏之為“兩個拳頭分開來打人，結果是一個拳頭置於無用，一個拳頭打得很疲勞”。周恩來、朱德也不同意這樣的作戰計劃，並二次致電中共中央局，中共中央局三令五申，要他們徹底地最堅决地執行這一計劃。
軍委命彭德懷兼東方軍司令員，滕代遠兼政委。東方軍於7月5日入閩作戰。東方軍雖然是“左”傾冒險主義的産物，但在周恩來、朱德的正確領導下，在彭德懷、滕代遠和楊尚昆等的正確指揮下，紅軍戰士英勇作戰，艱苦奮鬥，仍然打了很多勝仗。
9月，一位年輕外國軍事顧問來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他是蘇軍總參謀部派往中國來的奧托·布勞恩，即李德。李德是德國共産黨員，因參加德國中部工人起義被捕，後越獄逃往蘇聯，加入蘇聯紅軍，晉升很快，任蘇軍騎兵師參謀長。後被送到陸軍大學進修，1932年畢業後被派到中國來，當年秋來到上海，即經常和博古等接觸。由於博古不懂軍事，項英也不太懂怎樣指揮打仗，在博古的邀請和共産國際代表團的同意下，李德被秘密護送到中央根據地當軍事顧問。博古便依靠他主管軍事領導工作。若按共産國際規定，“顧問”衹有建議權，而無决定權，更無指揮權，而且必須聽命於中共中央。但是，博古和項英竟放手讓他掌握紅軍的指揮權，使他成了共産國際派的“欽差大臣”，成為包攬軍委一切工作的“太上總司令”。博古等人唯李德之命是聽。這樣一來，蔣介石請了德國人當軍事顧問，博古也請了德國人當軍事顧問，蔣介石沒有把權力交給顧問，而25歲的博古卻把權力交給了顧問。李德根本不瞭解中國，用教科書中的條條和他在蘇聯紅軍中的作戰經驗對照地圖，製定作戰計劃。李德年輕氣盛，作風獨斷專行，蠻橫粗暴，他的作戰計劃，往往越過紅軍總部，直接指揮前方部隊作戰。周恩來、朱德的軍事指揮權實際上被剝奪。
9月25日，蔣軍3個師進攻黎川。中央蘇區的閩贛軍區司令部設在黎川，肖勁光任閩贛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閩贛軍區的主力部隊紅19師已被抽去參加東方軍，到福建去了，其獨立師又被調往他地，歸紅一方面軍總部指揮，黎川城內守備薄弱。肖勁光曾建議紅軍主力及早集結於黎川東北方向，從側面殲滅進犯之敵，遭到博古、李德、項英等人的拒絶。黎川在敵我力量懸殊、後路將被全部切斷情況下，肖勁光帶隊撤出，退到城外60裏的溪口，避免了遭敵包圍消滅的危險。
敵人於28日占領黎川。
李德、博古、項英等震驚於黎川一城之失，不同意周恩來關於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的意見，而急於收復黎川城，提出“不失蘇區一寸土地”、“禦敵於國門之外”的口號，命令在福建同19路軍作戰的東方軍撤圍，日夜兼程北上，嚮黎川前綫前進。
東方軍在嚮硝石前進途中，於不預期遭遇戰中，殲滅了由黎川嚮洵口、飛鳶遊擊偵察之敵3個團，生俘敵第6師第18旅旅長葛仲山。這個意外的序戰勝利，使李德、博古得意忘形，並引以為據，提出普遍陳兵根據地邊緣，實行全綫出擊，以抵禦敵人的進攻。遂命東方軍攻打敵之有重兵防守的、鞏固陣地兼是白區的硝石。蔣軍步步為營，尤講究構築工事，紅三軍團連攻不剋，大有損傷，不得不退守。
10月20日李德等又命令紅軍1、3、5軍團集中主力，攻打敵人的另一個有重兵把守的堡壘陣地兼是白區的資溪橋。並提出：“拒絶進攻這種堡壘，便是拒絶戰鬥。”紅軍連攻4天，既未能攻下資溪橋，也未能牽動敵軍，紅軍主力卻暴露在蔣軍堡壘周圍，日間遭敵機轟炸，晚上露營，十分疲備，10月26日，不得不放棄攻打資溪橋的計劃。此時，軍委决定成立紅七軍團和紅9軍團，紅七軍團以尋淮洲為軍團長，肖勁光為政委；紅9軍團以羅炳輝為軍團長，蔡樹藩為政委。
中央仍不許紅軍撤退，於11月11日再令紅軍深入敵後，進攻敵人的戰備要點南城以北之滸灣。不但未打下，紅軍卻傷亡了1000餘人，受到重大損失。紅軍不得不放棄陣地，繼續嚮根據地內轉移。此後，東方軍和中央軍的番號便在實際上取消了。
滸灣戰鬥失利後，李德和博古等卻藉黎川失守問題，搞了一個審判肖勁光的事件。肖勁光作為新編的紅七軍團政委，帶部隊和紅三軍團一起參加了滸灣戰鬥，滸灣戰鬥失利後，彭德懷主動承擔了責任，說責任不在肖勁光。李德、博古想整彭德懷，但不敢動他，於是整肖勁光，又避開了滸灣失利事件，重提黎川失守的責任問題。李德說：“肖勁光在黎川城不戰而棄，帶領他的獨立部隊倉皇撤退，而讓地方部隊聽命運的擺布。”宣佈將肖勁光撤職，關押，並送交瑞金最高臨時軍事裁判法庭，召開公審大會進行公審，判肖勁光5年監禁徒刑，開除黨籍、軍籍。
毛澤東知道後，堅决反對、王稼祥也幾次拒絶在處分書上簽字，毛澤東利用中華蘇维埃政府主席的職務，沒有執行李德等人的决定，在肖勁光被關壓1個多月後，即將他調到紅軍大學幹部隊當軍事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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