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任期满后，苏轼又参加了一次考试，这次是韩琦坚持要举行的。当时英宗皇帝甫上台，对这个名震天下的大才子非常感兴趣，有意破格提拔为翰林学士，但老宰相韩琦表示反对，认为爱护这样的人才就要给他充分的适应与磨练时间，不能骤然拔擢使之成为众矢之的，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英宗又准备授命苏轼掌管宫中公务的记载，韩琦依然认为与权力中心距离太近，推荐苏轼到教育部门去任职，并要求苏轼参加指定的考试。在韩琦的坚持下，苏轼在考试后授职直史馆。
在史馆任职的日子，苏轼的生活相当惬意，他也有机会饱读珍本书籍、手稿名画。只是这样悠闲的日子没能够持续太久，先是他的原配夫人王弗病卒，次年父亲苏洵又病逝。辞去官职，苏轼与苏辙把两人的灵柩运回故土。这是兄弟俩二度回到家乡，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回老家。此后，故土中的一切只有在梦见才能看见了。丧期结束后，苏轼接进来他的第二位妻子，新娘王润之是前妻的堂妹，十年前苏轼奔母丧回家时，两人已经见过面。当时的王润之对苏轼满心敬佩，婚后的她则把这种敬佩转化为默默地顺从与支持。
苏轼居丧期间，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老一代的政治家纷纷凋谢，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都远离了权力中心，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等人走上了前台。神宗即位后，选择了王安石，改革运动便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如一潭死水的京都顿时沉滓泛起，喧嚣的争吵声弥漫士大夫阶层。就在喧哗与骚动之中，苏轼兄弟回来了。
初回京城的苏轼，一时间摸不清头绪，很理智地保持了缄默。后来苏辙在回忆录中说“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与介甫议论素异，既还朝，置之官告院”，这样的说法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也说当时神宗皇帝想重用苏轼，让他编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当即提出异议，认为“（苏）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其事可也”。同时王安石还郑重提醒神宗皇帝：“（苏）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如轼辈者，其才为世用甚少，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其实对于这些记载包括前面所引的《邵氏闻见后录》中那段文字，我们大可保持质疑的态度。其时王安石正忙于改弦更张，在改革的舞台上大展拳脚，忙得不亦乐乎，未必有精力来“诋毁”才冒尖尖角的苏轼，志存高远的王安石也未必会把三十出头的苏轼作为自己潜在的对手，更何况苏轼还没有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苏辙由于积极参加改革运动，很快被任命为改革领导小组“条例司”的属官。但不久，他对诸多“新法”提出了不同看法，自知分歧难以弥补，选择自动离开了条例司，外放为河南府推官。正如苏洵所言，苏辙的政治嗅觉相当灵敏，他知道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冲突会越来越激烈，他不会出卖人格夤缘钻刺，也不愿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苏轼，在保守派与改革派斗争白热化的时候，在代表保守势力的政坛大腕一个个倒下去的时候，他却选择站了出来，屹立在浪尖之上。结果一个巨浪打了过来，他就被卷走了。
熙宁二年（1059）八月，苏轼担任国子监考官时，在考题中有意识地批评神宗对王安石的宠信。十二月，他又写了一份万言书给皇上，系统地阐述了他对新法的认识。次年三月进士殿试时，苏轼又巧妙地将策问内容引向对新法的攻击。改革派认为他们与苏轼的决裂在所难免，既然不是一个壕沟里的战友，对待敌人就应该像秋风扫落叶那样无情。熙宁三年八月，王安石的姻亲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突然发难，弹劾苏轼在奔丧期间，利用扶柩回川及服除回京的机会，携带货物，贩卖私盐，并冒称朝廷差遣，向地方借用兵卒、柁工等。虽然最后查无实据，但事出有因，苏轼就这样失去了神宗皇帝的信任。苏轼受到莫须有的攻击后，司马光面见圣上，说凡是反对王安石的人如苏轼等都遭受了人身攻击。神宗皇帝却不紧不慢地说：“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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