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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 》 老北京的小鬍同 》
第108節：在十字架的陰影下(8)
蕭乾 Xiao Qian
我認識到教會對老一輩英國人的生活是密切相關的。它曾具有過重要的社會職能。娃娃出生後，要抱到教堂去領洗，既登記出生年月，又舉行命名典禮。成年後舉行婚禮，也是在教堂由牧師主持。死後葬在教堂墓園裏。教區所起的作用，要比我們的居民委員會大得多，齊全得多。在英國內地旅遊，無論是城鎮還是鄉村，大小總有座教堂。這是因為教堂曾經是英國人世俗和精神生活的歸宿。
然而隨着時代的變遷，教會這些職能正在逐漸消失。旅英七載，我衹參加過一次在教堂裏舉行的婚禮。正如在中國，新娘難得再坐花轎一樣。
在劍橋，我那傢學院的教堂是很有名氣的。有些外國旅遊者來到這座大學城，首先要瞻仰的就是王傢學院教堂。學院分配給我的那間書房，正對着教堂。來看我的英國同學，個個都羨慕之至。我也跟着進教堂參加過禮拜。一回，我問起他們進教堂是為了崇拜上帝嗎？有的說是為了傾聽教堂那座管風琴奏出的古典音樂，有的陶醉在童音唱詩班那清脆圓潤的歌喉裏。也有失戀者，想從那肅穆的氣氛獲得慰藉。這些人當然都是英國上層社會的大知識分子。我也結識了幾位虔誠的教徒。星期日他們必進教堂去作禮拜，每餐都誦禱文。然而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
這絶不是說，宗教在英國社會中完全失去了地位。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顯赫仍僅次於首相，鄉鎮一名英國聖公會牧師依然是可敬的人物。然而宗教在英國社會生活中已不處於主宰地位。我也始終沒遇到有人下跪嚮上帝請示的事。
我是在張伯倫剛對德宣戰之後抵英的。那時，四十以下的男人一般都入了伍，女的也大多參加各種配合戰爭的組織，如農業或救護。到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來學中文或梵文的，寥若晨星。學院為了不讓我白吃飯，就安排我去學院圖書館幫忙。這樣，在納粹大轟炸期間，我有機會自由倘徉書海中。
我飽覽群書，其中包括以基督教在中國傳播情況為主題的。
在回憶錄《未帶地圖的旅人》中，我提及曾在公誼會信徒、社會改革傢瑪芝瑞 • 弗萊女士傢中讀到過她的先祖在英國議會中所作反對鴉片戰爭的發言。在東方學院的圖書館裏，我也特別註意鴉片戰爭前後，英美輿論界--尤其是傳教士的態度。那真使我大吃一驚。
鴉片戰爭爆發前，也曾有一位名叫威廉斯的傳教士承認林則徐禁煙做得對，然而這種正義主張立即為教內一片戰爭叫囂聲所淹沒。當英國政府舉棋不定時，有的傳教士甚至質問："英國國徽上所繪的獅子實際上卻在當着兔子的日子何時結束？"以至那位孤掌難鳴的威廉斯後來也贊成"教訓"中國一頓了。
我原以為在炮艦政策問題上，傳教士不過是樂得"坐享其成"，是居於既不贊成也不反對的消極地位。可是我讀到的卻不然。在鴉片戰爭開始之前，在華傳教士們（其中包括一些女的 ) 曾催促英國政府早日動手，他（她 ) 們認為惟其如此才能"為福音在中國打開缺口"。一個在廣州的傳教士竟揚言："上帝將使用強大的武器為天國開闢道路。"教會的一份內部通告裏寫道："動用武器乃權宜之計。衹有這樣使混亂變為有秩序，使惡變成善。……上帝的使者暫時衹能穿上戎裝，用子彈來傳福音。"某個美國傳教士則主張美國炮艦也應參加，甚至建議美軍占領臺灣，把它當作美國的香港。七十年代末期我為出版局審讀外文書籍，在北京圖書館藉閱美國漢學家費正清教授所編 美國及中國傳教事業》一書，係哈佛大學出版社 1974 年版(John-Fairbank:Missionary-Enterprisein-China-and-Americ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4)。其中也援引了不少傳教士的這類駭人聽聞的叫囂。
中國戰敗，中英進行談判時，傳教士不但為英方擔任了口譯和筆譯，並對條文參加了意見。首先，當然是把"傳教自由"列為重要條款，其中還包括教會租用並買賣土地權。
在題名《掠奪的倫理》的一文中，作者（一位傳教士 ) 吉爾博特 • 裏德竟認為"像八國聯軍在中國的掠奪，是勝利者應得的戰利品"。接着又說："掠奪為白人之特權，英軍禁止印度士兵掠奪。"
有位西方傳教士甚至認為中日甲午戰爭也是"上帝派遣異教的日本在異教的中國建立和平之君。"庚子年間德軍在保定大肆殺戮時，一個名叫亨利 • 波特爾的傳教士喝彩說："殺得好！他們是上帝的代理人……為了公正，就得把保定夷平。教訓中國人的辦法衹有殺、燒和掠奪。這是代天行事。"在傳教士馬丁的賬本上，中國反教者每殺死一個女傳教士，就應殺五百名中國婦女；每殺死一個男傳教士，就應殺一千名中國男人；每殺死一個傳教士的孩子，就得殺一百個中國兒童，才能相抵。主張這麽成百倍地進行復仇者，職業上卻是個傳教士，滿口宣傳這樣的福音："當你的敵人打你的左臉，就把右臉也給他打。"
十九世紀英美傳教士的囂張，使得馬剋 • 吐溫憤憤不平。他忍無可忍，在《北美評論》上發表了《給在黑暗中的人》（1901)，抨擊帝國主義及其工具傳教士，並頌揚中國義和團運動。接着又發表《為芬斯頓將軍辯護》（1902)，批判美國鎮壓菲律賓民族獨立運動。傳教士反擊之後，他又發表了一篇《答批評我的傳教士》。
旅居英國時，我還參加了"理性讀書會"。衹要交上幾英鎊，每月就能收到一本揭露種種迷信或謬論的出版物。我記得有一次寄來了一本題名《一名中國人嚮基督教國傢的呼籲》的書，署名林 ××（名字已記不清了 )。以後纔知道，原來是曾經擔任溥儀的英語老師、回英國後又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任教的莊士敦。這裏，作者假藉一個中國人的身份，揭露了西方傳教士（尤其是內地的 ) 以及他們的華人爪牙由霸民田直到掠奪兇殺的種種暴行。那時，幹完壞事衹消往教堂裏一跑，就受到領事裁判權的庇護了。作者顯然是要說明，義和團的出現是有其原因的。
這本書我一直保存到五十年代，隨後同其他有關宗教的書，一道送給當時主管宗教事務的老友徐盈了。
當然還應提到一本更早的書，即三十年代駐滬的一位名叫密勒的外交官所寫的《上海--冒險傢的樂園》。全書揭露的無不是令中外人士大為驚愕的怪事。其中說，上海法租界三分之二的地産屬於徐傢匯天主教堂，他們還控製全市一種吃角子（鎳幣 ) 的賭博機。
羅賓遜教授稱我作"反基督教作傢"。我寫此文就是要嚮他說明：我反的不是基督教本身，而是歷史上這些在十字架的陰影下發生的不愉快的事。在我寫那些小說時，中國的教會還未"三自化"。即便今天，我也仍希望在地球上一些偏僻的角落裏，基督教不再憑藉政治特權來
傳播。尤其希望遇到發生反人民大衆的暴行時，基督教徒不要助紂為虐，而能旗幟鮮明地站到正義一邊。
一九九○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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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資料來源】上海三聯書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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