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没有比友谊更美好、更令人愉快的东西了，没有友谊世界仿佛失去了太阳”——西赛罗
“友谊应当是不朽的”蒂特。——李维
在我心中建起的大厦不能没有他们--——我的众多亲友。
从那个时侯，我就知道友情的可贵：1957年10月初，在等待处理时，先随单位的一个工作组去昌平下念头村参加“大辩论”。 组长张道一是我们部里的时事宣传处长，他是北京大学西语系的研究生，水平高，待人温和，对我毫无歧视，他也没有向组里外单位的同志介绍我是等待处理的“右派”，大家对我都很好。有天我着凉得了急性肠胃炎，房东大妈急得流泪，直说要出了事如何是好？还有两个孩子呢，于是给我揪背，说揪出绿毛就好了。组内一位同事，南口铁路工厂材料科科长工人出身的康景全同志，连夜将我送回北京医院治疗。一个多月后返回机关，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工作组，离开了下念头村：
别了，那紫色的山峦，那如水墨画的山影，
别了，那袅娜的白杨，婆娑的柳叶青青。
别了，那弯曲的小溪，那无际的原野，
那刚冒头的冬小麦，那等待收获的棉花。
别了，亲爱的朋友，那热情的话语，
那勤劳的接待，那留连的目光。
别了，亲爱的土地，亲爱的人民。
不过我还会回来的，
像怀念家乡一样的回到咱们的小村。
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友谊的可贵：1958年夏来到了朝阳门外豆各庄劳动，一位大嫂要和我结拜干姐妹，我虽然没有正面回答她，但她友好的情意驱散了我一时的孤寂。在夜战的高粱地里，一位乡亲让我别傻干了，并递过来一个香瓜，夜不那么寒了。
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友谊的可贵：在西山一担石沟，厨房的李师傅总是把米汤留给我喂猪，先舀一大碗让我喝，好浓好香。一位年轻的山民张师傅，每天晚上必来厨房听我教文化课，有一天他知道我将离开一担石沟，课后捧给我一大把核桃，他说：“这是我家留种的最好的核桃。是从我爷爷种的那株树上摘的” 20多年后，我曾写诗追忆：
我捧着一枚枚核桃，
好象捧着温暖的手炉，
我留下了这枚核桃，
它坚实的褶皱，
将冬暖的回忆深深镌雕。
有次我从城里返回一担石沟，进了山区，走累了，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一位上了年纪的山民走过来问我：“有病啦？”我说：“没有。”于是他问我到深山干什么，我如实地告诉他我在山里劳动改造，他叹息道：“唉！多好的闺女，可怜啊！”同情的话语差点催出了我的热泪。
忘不了在我被踢倒在“文化大革命”的黑九类中时，那些偷偷送来的和善的眼神。剧团的同事美工傅学斌、写字幕的王德枢不畏人言，和我结成一个战斗组，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地批驳那些侮辱我的大字报。他们小我十几岁，像对亲姐姐一样不断地给我同情和鼓励，希望我生活快乐。有次德枢说：“你写的文章怎么老是泪啊泪的，不会多笑一笑吗？”我永远记住他的话。但哪知苦难总是一个接一个地袭击我，忍不住的眼泪是我情感的宣泄，但眼泪并没有淹死我，我也在不断地寻笑。对生活我从来是个“完美主义”者，但现实不断破坏我的梦，我只得经常从苦中寻乐、寻美、寻情。在友情亲情的大厦里，我充满了快乐，洋溢着笑容。现在傅学斌是全国知名的脸谱画家，王德枢是著名书法家了，我们一直保持很好的友谊。
忘不了我原来的副处长江雪，她不仅在我被批斗情绪低落时，用一朵小白兰花安慰了我；在我摘帽后又帮我安排了剧团任编剧的工作，使我终于能一生从事喜爱的写作事业。我终身忘不了她的仁慈关爱。
更深的友谊，在共同改造中建成。北京市委机关里被揪出的右派，在改革开放时代，大多做出了新的贡献，来往较多的有白祖诚、梁湘汉、张敦礼等
白祖诚，这位顽强的生活者，他用多病的身体每天写作十来个小时，每写完几章，就请我们这些老友去给他提意见，他出国去女儿家期间，也不断给我们发来电子邮件问候和交流彼此的情况。
梁湘汉，从来都是以助人为乐，对我更是帮助不少，他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表达了他友谊的诚挚。他帮我解决了最大的困难，就是帮我女儿春歌找了一份有意义的工作。
张敦礼于改正后任北京市纪委办公室主任，他为人、工作皆如其名，敦厚、谦恭，我有时找他谈谈心，他总是耐心地开导我。
善良的人总能重新对待我。改正了，原来宣传部不敢亲近我的同事，如今热情地和我握手言谈，嘘寒问暖，有事热情帮忙。
彭静云、王金鲁、赵树枫在我拍摄《曹雪芹》和办《中国电视戏曲》时都帮我介绍过企业支持我拉赞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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