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宗皇帝
刘安世居谏职
元祐三年二月乙未，宣德郎、正字刘安世为右正言。司马光既殁，太皇太后问吕公著：『光门下士素所厚善、可任台谏者，孰当先用?』公著以安世对，遂擢任之。
四月甲申，右正言刘安世进对，太皇太后问：『近日差除如何?』安世等曰：『朝廷用人，皆协舆望，惟胡宗愈，公议以为未允耳。』太皇太后曰：『且徐观其所为。』安世退而上疏言：『宗愈性本奸回，才识暗陋。自居风宪，尤务迎合。既不闻有所启沃，进贤退奸，亦不闻有所建明，兴利除害。朋邪罔上，中外侧目。忽闻制命，擢居丞辖，舆议喧然，莫不惊骇。』丙辰，右正言刘安世言：『欧阳棐凭藉阀阅，素无声闻，才既暗陋，性复回邪，造请权门，不惮寒暑。与程颐、毕仲游、孙朴、杨国宝辈交结执政子弟，参预密论，号为死党。搢绅之所共嫉，清议之所不齿。岂可叨误厚恩，列职太史?』
五月丙辰，刘安世言：『近朝廷除黄庭坚为著作郎，臣闻御史赵挺之历疏其恶，以谓先帝遏密之初，庭坚在德州外邑恣行淫秽。窃谓挺之棣州守臣，耳目相接，不应妄谬。审如其言，则闾巷小人有所不忍为，而庭坚为之，自若亏损名教，绝灭人理，岂可尚居华贵?』
八月己卯，刘安世言：『臣昨以欧阳棐除馆职不当，已累次论列，至今不蒙指挥。近日复闻用为职方员外郎，除目既传，中外骇愕。何者?棐以阴邪庸琐之才，凭藉执政亲昵之势，百日之内，三被恩荣，虽台谏交章，盖有不能夺者，而又继有此命，是朝廷之名器可以力取，而天下无复有公议也；
九月，刘安世言：『制科谢棕申尚书省辞免新命状云：「所有敕告，未敢抵授。」以「抵」为「祗」，以「授」为「受」，虚薄寡闻，一至于此。昔唐之省中有「伏猎侍郎」，为严挺之所讥而罢。今陛下当右文之代，初复制举，岂容有「抵授贤良」乎?』
十月甲申，刘安世言：『臣非不知进退大臣务全体貌，而宗愈登用以来，丑迹日著，人言腾沸，不可弭塞。请举其近事之显著者而极论之，凡十有二，愿罢免宗愈，以慰天下。』戊戌，安世又言：『宗愈匿宰相之姻嫌，盗中司之要任，蒙蔽人主之听，堕废祖宗之法，阴结惇、确之奸，徼幸异日；显主轼、辙之党，公肆诋欺。未尝振举纪纲，但闻多所朋附，是以期月之内，致位丞弼，公议骇愕，罪状日著，岂可尘污廊庙，与闻机政?』
闰十二月丁卯[1]，刘安世言：『臣窃闻除谢景温权刑部尚书。按：景温在先帝时为湖南安抚使，附会章惇，先于徽、诚等州建置城寨[2]，一开边隙，十年之内，所费不赀，湖北及广西并边之地常被杀掠，无有宁岁，蠹国残民，莫此为甚。又自高阳关将带女巫之郡下，景温侥幸大臣，日使子弟就其家考问，以至此妖人目为圣母，以婢妾之子用为左右之侍吏，辄势以醉殴人，景温殊无畏惮，释而不问，遂致言者弹劾，出之近藩。是时景温亲党方据权要，故知蔡州未几，即徙颍昌，又擢守成都，而偃蹇不行，无人臣恭顺之理。陛下曲从其请，改守扬州，未久，而又不因省部阙官，忽有今日不次之擢。陛下详此数节，则景温诏除之下，能允公议乎?』戊辰，刘安世言：『章惇强买苏州昆山县百姓宋迎等抵当田产。方陛下践祚之初，布平易近民之政，惇位大臣，既不能辅成上德，而包蓄诡计，动为异论，阳示强鲠，阴助奸慝，以致悖慢帷幄之前，殊无君臣之礼。陛下以天地之量赦而不诛，止罢执政，出之藩镇，谓能退省前过[3]，痛自惩艾，而长恶不悛，凌蔑国法，劫制州县，强市民产。前后大臣，肆行奸恶，未有如此之甚者!』
四年二月癸丑[4]，刘安世言：『按：太常少卿王子韶资性险佞，行己无耻。熙宁初，士大夫有「十金」之谚，目子韶为「衙内钻」，盖以其造请公卿之门，不惮寒暑，交结权要子弟，巧于自谋，如刀锥之鈷锐也。少常卿之任素号清选，岂容匪人辄尔冒处?』壬戌，蔡确在邓州，尝上章陈乞颍昌府，以便私计。刘安世言：『蔡确招权纳赂，罪当大辟，止送韶州编管。确至贬所，未及逾年，移置黄州，旋请近镇。臣谓确敢萌外意之望，盖先用其弟量移之请尝试朝廷，遂敢凌蔑公议，虽屡沾非常之恩，犹不能满确之意，复话亲老，愿移大藩，盖有以启之也。』
三月己亥[5]，刘安世言：『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得性柔邪，秉心不一，止以近事之尤显著者，试为陛下陈之：蔡确陈乞颍昌，常、陶身任台纲，阴庇奸慝，一也；谢景温误恩并不论列，二也；章惇强市田产，亦不绳治，三也；王汾请赐王安石恶谥，及除谏议，常等遂率全台肆为丑诋，四也；常在户部协助邪说，请复雇募，五也；昨者有司请于经义之外加以诗赋，常屡乞改用经义，背公死党其事，六也；甲、保之害，众所共知，变法以来，农民方遂休息，而陶乃建言重乞编排，率情妄作，七也。』
四月，刘安世言：『蔡确怨谤君亲，情理切害。』（见《蔡确诗谤》）
五月，刘安世论彭汝砺营救蔡确事（见《蔡确诗谤》）。
七月丙子[8]，安世言：『范育昨知河中府，尝有阙行，嬖人用事，干挠政刑，子弟失教，闺门不肃，丑声流行。比方外除，已玷列卿，曾不煖席，擢置宥密。臣恐修洁之士耻与比肩，流荡之徒无失惩戒。乞罢新命，以允公议。』诏育权发遣熙州。
十月庚子，起居舍人兼左司谏、宣德郎刘安世迁通直郎，为左谏议大夫，仍赐绯。
十二月甲子，右谏议大夫刘安世言：『伏自前月未闻传圣旨权罢讲筵，是时兴龙节，意谓将有燕飨，是以辍迩英之幸，用成庆礼。今复半年，别无故事，亦非有前岁大雪苦寒之故，而劝讲之臣，久不得望见清光，臣固疑之矣。乃者民间喧传禁中求乳母，臣窃谓陛下富于春秋，尚未纳后，纷华盛丽之好不能动渊衷，虽闻私议，未尝辄信。近日传者日众，考之颇有实状，或者之论，乃谓陛下稍疏先王之经典，浸近后庭之女宠。此声流播，实损圣德。伏望圣慈为宗庙社稷之大计，清闲之燕，频御经筵[7]，仍引近臣，与之议论前古治乱之要，当今政事之宜，俾悉开陈，以助圣学。』先是，给事中范祖禹上疏皇帝曰：『臣自今秋，闻外人言陛下于后宫已有所近幸。臣诚至愚，不能不惑。陛下今年十四岁，而生于十二月，其实犹十三岁。此岂近女色之时乎?陛下上承天地宗庙社稷之重，守祖宗百三十年基业，为亿兆之人父母，岂可不爱惜圣体哉?』又上疏皇太后曰：『陛下保佑圣躬，调护起居外，成就睿德，勉进学问，前此未尝闻有丝毫之失，今之所闻，则异于前。外议藉藉，皆谓皇帝已近女色，后宫将有就馆者。有识闻之，无不寒心。』疏皆留中。会刘安世呼牙媪为其兄嫂求乳母，逾月无所得，安世怒，诘之，媪曰：『非敢慢也，累日在府司，缘内东门要乳母十人，今日方入了。』安世惊曰：『汝言益妄!上未纳后，安得有此?』媪其言内东门指挥，令府司责军令状，无得漏泄。安世犹未之信。任府司者适安世故人，亟以手简问之，云：『非妄。』安世遂抗章论列。他日，吕大防等奏事已，将退，太皇太后留大防，谓曰：『近安世有文字言乳母事，意则甚善，但渠不知耳。此非官家所要，乃先帝一二小公主尚须饮乳也。官家常在老身榻前阁内寝处，宜无此。老身又尝究治，果无之。可说与安世，令休入文字。』大防对：『谏官例不与宰相相见。』太皇太后曰：『然则当如何止安世文字，勿令再入?』大防曰：『范祖禹见修《实录》，臣每间日过实录院，必见祖禹。刘安世与祖禹同省，臣当以圣旨令祖禹告安世。』太皇太后因言：『祖禹亦有疏论列后宫进御事，行令大防谕止。』及祖禹得大防所传圣旨，即过安世。安世曰：『此事系圣德污拢安世以谏名官，何敢缄默?纯夫方侍经幄，上所亲信，又岂得不言?』祖禹曰：『固尝言之矣。』安世曰：『宰相所传圣旨，盍具奏知?万一有为所绐[8]，虽悔[9]，其可追乎?』安世乃奏曰：『若陛下实未尝为，则臣之所言，犹不废谏官之职。陛下万一有之，则臣进说，已是后时，虽不敢逃旷官之诛，顾何补于事?惟愿陛下爱身进德，留意问学，清心节欲，增厚福基于言』祖禹奏曰：『大防面谕，乃知臣等所闻外议尽是虚传。陛下恕臣狂愚，不赐诛责，然臣所言皇帝进德爱身，所宜表以为戒。太皇太后保护皇帝安身正心，久远之虑，亦愿因而勿忘。』其后章惇为宰相，上语惇曰：『元祐初，太皇太后遣宫嫔在朕左右者凡二十人，皆年长。一日，觉十人者非素使令，顷之十人至，十人还，复易十人去。其去而还者皆色惨沮，若尝涕泣者。朕甚骇，不敢问。后乃知刘安世等上疏，太皇太后诘之。』惇与蔡卞谋诬元祐大臣尝有废立议，指安世、祖禹言，为根二人，遂得罪几死。
五年三月辛卯，左谏议大夫刘安世言中书后省都吏时忱于司勋所定酬赏之外，别拟特旨，违法推恩。至第六章，曰：『臣所以不论执政而劾都司者，盖迁补人吏非大臣之事，而尚书省白札子明称「都司拟到」，则是事由都司而起，执政容或不知也。敢冀陛下，深赐省察。』辛丑，刘安世言邓温伯资禀奸贪，附丽权势（详见《郑温伯罢内翰》）。
七月，左谏议大夫刘安世乞宫观。诏以安世为集贤修撰、提举崇福宫。初，除安世中书舍人，安世言：『向者屡曾论列邓温伯罪恶，不当复在朝廷。累月于今，未蒙开纳，方俟谴逐，乃叨迁陟。臣之自处，固已难安，盈庭公言，何可不畏?况臣久婴疾病，气体衰惫，已尝奏陈一宫观差遣。伏望收还误恩，早赐俞允。』诏不许辞免。又言：『臣固执鄙陋，未即奉承者，其说有二：臣论列温伯，至于累章，卒不能回，是为失职，此臣之所不敢也。舍人之任，实代王言，臣属辞非工，讷于应用，记问衰落，不练旧章，此臣之所不能也。伏望察臣至恳，追寝误恩。』又不许，仍遣中使问劳赐食，谕令就职。安世固称疾，诏閤门以中书舍人告就赐安世，仍放谢。安世固辞不受。于是诏从安世所请。
苏颂罢相范百禄附
元祐七年十二月甲子，新京西路转运副使、左朝散郎贾易知苏州。
八年二月丙寅[11]，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颂奏：『伏睹侍御史杨畏言：昨差贾易知苏州，稽留诏命二十余日，谓臣独主其事。臣议论疏违，致有台官劾按其罪戾宜即严诛，见居私家待罪。』又请早赐黜责，诏皆不允。初，贾易坐言事出，既叙复为京西路转运副使，经郊祀赦恩，乃与知苏州范锷对移。颂言易为御史，号敢言，更赦乃下迁，非是。或请加易馆职，颂又持不可。或指易为奸邪者，颂曰：『士大夫立朝奸邪，何可当也?须以实事论之。既无实事，安可谓之奸邪者?』有旨再议，而杨畏及来之邵等劾颂，颂竟坐此罢。
三月壬午，诏：『尚书左仆射苏颂累上表引年[12]，乞解机政，可依所乞，特授观文殿大学士、充集禧观使，所有实封、食邑，依自来体例施行。于今月六日宣麻。』初，进呈台章论颂稽留制书[13]，尚书左丞梁焘曰：『颂为宰相，理会差除，可谓称任。况论差除，执政皆得可否，为相复不得论本省事乎?台章又以颂子为太学博士，同舍多有迁擢。』焘曰：『差除皆宰执合议，方敢将上取旨，如一有不同，又且罢议，非颂敢专也。至如父子家庭间语，外人岂得知之?若臆度猜疑，即诬造巧饰，何所不至?此不可不察。』颂既罢相，以观文殿学士宫祠便居，焘又争曰：『颂罢已非宜，愿两宫察言者之妄，留颂以遏倾摇之风。朝廷辄罢免宰相，事体极重。』太皇太后曰：『自是颂不肯祝』焘曰：『若用自请，即职名，非故事，不可降职处外，示以疏远。』颂得以大学士留京师。
邵伯温云：杨畏攻刘相出，意谓必相门下侍郎苏辙。朝廷乃以苏颂为尚书右仆射，畏又与来之邵言：苏相留贾易谪命不下，为稽诏命。时中丞李之纯与苏相为姻家，偶在病告，畏入卧內见之纯曰：台谏言苏颂章累上，未有施行，与连姻託病在告。恐言者将及公。李长者为畏所劫，亦上章言：『臣僚论苏颂章疏乞早降出。』苏相遂罢。太皇太后察见杨畏等私意，复自外召范纯仁[14]，拜右仆射。畏与之邵又言纯仁不可用，不报。之纯与颂为姻家，当考，《实录》不载。之纯有言亦当考。李清臣与许将书云：『子容之罢，虽言者乘之，殆别有谓，非面莫能悉。』不知清臣所称『有谓』是何事?岂即邵伯温所记杨畏反复攻击为苏辙也乎?当考。
乙酉，中书侍郎范百禄奏：『台官言苏颂稽留贾易知苏州诏旨，累乞罢免。劾章所指虽不及臣，臣实何颜苟逃罪戾?已面奏，不敢入省供职。』诏不允。监察御史黄庆基言：『宰臣苏颂近以稽留制书、援引亲党、除授不当罢政。按：除授差遣，自系中书省同共商议，方可进呈。今苏颂既罢，所有中书侍郎范百禄实预其职，岂可不任其责?望赐罢黜，以慰中外之望。』戊子，庆基又言：『近论列中书侍郎范百禄非特朋比欺罔，不守典法，内怀险诈，阴图倾夺而已。其狠愎自任，援引吕陶为起居舍人，岑象求为诸王位说书，皆川人也。假朝廷之名器，而收私室之恩，其罪一也；至如以宋炤知凤州、扈充知利州，亦皆川人也。凤州职田供给，号为优厚，初除沈迈，待阙已久，乃遣迈知泉州，以凤州与炤，众论莫不为之扼腕，其罪二也；冯如晦为户部郎中，坐前任夔路转运日按发公事不当，御史台究治，未结绝间，百禄以其同乡，遽除馆职，差知梓州，违朝廷之法，徇乡里之私，其罪三也；百禄顷曾相视大河利害，是时力以回河为非，北流为是。及去岁大河复向东流，献议者屡陈其便，乞遣近臣相视可否，百禄固执前日之所见，力行沮格，竟不闻遣使相视[15]，迁延至今，春水泛涨，已无及矣。其狠愎自用，执一偏之见，而沮公共之议，其罪四也；为人臣者，无有乎己，况敢顾其私乎?岂有以待阙而夺与他人?方系究治而骤加进用?上罔圣明，下紊纲纪，擅威福之权，行邪枉之道，其罪五也。望出宸断，早赐罢黜，以协公议。』己丑，黄庆基言：『近论奏中书侍郎范百禄朋比欺罔，狠愎自任，援引党与，皆其显然事迹。昨罢刘挚、王岩叟、朱光庭、孙升、韩川，而后其党稍衰，然而洛党虽衰，川党复盛矣。百禄之亲戚朋游，皆在权要，陛下可察而知也。今因罪状明白，早赐罢黜，以离其党与，庶使当路者有所畏惮。』辛卯，中书侍郎范百禄奏：『蒙赐诏书，依旧供职者。国法有常，人言可畏，虽善贷之明不惑[16]，而愚臣之分难安[17]。伏望圣慈亟加责罚[18]，以为小人之福，以警在位之臣。』诏以百禄为大中大夫、充资政殿学士、知河中府。初罢百禄不除职，尚书左丞梁焘争之，乃有是命。
初不除职，据《粱焘行状》。苏辙《遗老传》云：『范百禄罢政，实坐努扎[19]。』按：《实录》乃有黄庆基、杨畏、来之邵劾章，不知辙何以云尔。当考。
乙未，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苏颂言：『冬春以来，内寒壅发，则几于委顿。伏望许上封章，俾还闾里。』诏不允，除大朝会外，仍特免朝会。
二苏贬逐
元祐八年三月戊子，黄庆基言川党复盛（见《苏颂罢相》）。是月，门下侍郎苏辙奏：『臣近以董敦逸言川人大盛，差知梓州冯如晦不当，指为臣过，遂具札子及面陈本末。寻蒙德音宣谕，深察敦逸之妄，而以臣言为信。臣德望浅薄，言者轻相诬罔，若非圣明在上，心知邪正所在，则孤危之踪，难以自安。若敦逸所言果中臣病，何惜使臣引去，以谢朝廷?若敦逸所言不实，亦使臣略加别白，然后出入左右，粗免愧耻。如不蒙开允，非所以为爱臣也。所有董敦逸言臣章疏，伏乞早赐付三省施行。』敦逸又言：『近具奏乞减杀川人太盛之势，又乞广为体访等事，已尘圣览。今采众言，有合开呈下项：一、访闻苏轼、苏辙、范百禄辈各有奏举及主张差除之人，惟苏轼为多，或是亲知，或其乡人；有在要近，有在馆职，有为教官，有为监司，为知州军，不可以数考，是致仕路不平之叹。中书盛尚书吏部须藉姓名，乞指挥供具，便见负数之多寡，事势之如何。一、高丽买书之事，是陛下已降之命，因众臣共为之议，得旨而后行。寻以苏轼见拒而罢。见有文案在尚书省礼部、国子监，乞取索看详。一、黄河软堰之事，亦是陛下已降之命，亦因众臣共为之议，得旨而后行。寻以苏辙见拒而罢。见有文案在尚书省工部、都水监，乞取索看详。臣闻人君者，制命者也；人臣者，承君之命而奉行者也。命令重则君尊，命令轻则臣强。今陛下已行之命，而轼、辙违而拒之。辙之拒命，中外闻之，已惊骇矣；轼之拒命，不惟中外知之，四裔亦知之矣。异日寇贼生心，边防误事，臣未及议。窃惟苏颂、范百禄以稽留制书及除授不当等事，朝廷亦已施行，若轼与辙，岂惟敛恩作福，朋党不公，而又拒违君命，语其情犯，又非颂与百禄之比。释而不治，命令轻矣!欲乞检臣前奏，并详今来所陈事理，断自宸衷，指挥施行。』
编类幸疏系八年三月二十日时奏此。今因苏辙辨敦逸初奏不得其时，系之三月末，则敦逸此奏，却不先见于二十日，故亦系以三月末。苏辙辨奏后敦逸初十日所奏，独检讨未得，但得庆基所奏耳。
四月乙亥，门下侍郎苏辙奏：『朝廷用人自有资格，岂可为臣一人忝预执政，遂使川峡四路士人皆裁抑，令不得依本资差注?敦逸又言冯如晦差除乃臣所言一事已显，且敦逸言臣非一，并未蒙降出。欲乞早赐行下，令三省覆实其事。若臣稍涉私邪，乞正国法；若所言无实，亦乞辨明，免臣暖昧之谗。』
五月辛卯，监察御史董敦逸为荆湖北路转运判官，黄庆基罢为福建路转运判官，坐言尚书右丞苏辙、礼部尚书苏轼不当也。壬辰，三省进呈敦逸四状言苏辙、黄庆基，三状言苏轼。吕大防奏曰：『敦逸言辙事，三省同签文字，皆以为非辙之罪。庆基言轼知颍州日违法置簿，拘收赏钱，不依条例，妄行赏用，及失人丁真配罪，见系京西路提刑司按法取勘干系官吏，轼已移扬州，又入为兵部尚书矣，乃敢越蓦申陈，致朝廷徇其所请，将监司按发公事指挥不得取勘，致令迁延该赦。考轼之意，将欲姑息小人，盖庇旧吏，以沮坏法令而已。轼前知杭州日，有百姓颜盖，以受纳官不肯领绢，率众人论诉，非有大过也。轼不遵法令，判令刺配，虽尝自劾，蒙朝廷放罪，轼为人臣，乃欲恣喜怒而出入人罪，原其不遵法令之意，盖有轻蔑朝廷之心，其不忠之罪大矣。轼自进用以来，援引党与，分布权要，附丽者力与荐扬，违迕者公行排斥。昨荐王巩，既除宗正寺丞；近荐林豫，自东排岸，不问资叙，遂差知通利军。前者除张耒为著作郎，近者除晁补之为著作佐郎。轼力为援引，遂至于此。如秦观，亦轼之门人也，素号猥薄，昨除秘书正字，既用言者罢矣，犹不失为校对黄本书籍，是以奔竞之士趋走其门者如市，唯知轼而不知有朝廷也。近者高丽人使乞赐书籍，此乃祖宗朝故事，且屡尝赐书与之矣。轼乃拒违诏旨，极言不可。及都省批送礼部，令吏人上簿，固非重责也。轼乃盖庇吏人，力陈强辨，期必胜而后止。轼在先朝，恣为歌诗谤讪朝政[20]，有司推治，实迹具存，众皆以为罪在必死，独先帝怜之，止从轻典，送黄州安置。轼不能感戴厚恩，而乃内怀怨望二圣。陛下临政之初，以轼为中书舍人，遂因制诰，公然指斥先帝时事，略无忌惮，将欲刺讥先帝，以摅平昔之愤尔。轼行李之纯除河北都转运使诰云：「乃者役钱贷息之弊，民兵马政之劳，萃于北方，而天下不靖，河溢为灾，老幼奔走，流离道路，十年于此矣。呜呼!其孰能为朕劳来安集之?」故见于《鸿雁》之诗，是以先帝方何代乎?乃以厉王之乱相拟也!轼行苏颂除刑部尚书诰云：「乃者法病于烦，官失其守，盗贼多起，狱市纷然。」惟汉武时暴征远戍，于是盗贼竞起，至遣直指之使以督捕之，此乃可谓「纷扰」。为此言，是以先帝方何代乎?乃以武帝之暴相拟也!轼行刘谊和韶州诰云[21]：「尔昔为使者，亲见民病，尽言而不讳，厄穷而不悯，安知有今日之报乎?」夫刘谊得罪于先帝，自以职在奉行法度有所不至，当公论之，而乃张皇上书，用此罢江西提举，安得有尽言乎？至于「安知有今日之报」，此语尤不忍闻。陛下奉承宗庙，当有显扬先帝之鸿业休德，岂欲报先帝得罪之人乎?轼行唐义问除河北运使诰云：「朕修赋役之法，黜聚敛之吏，去薄从忠，务以养民。」夫先帝立法，岂不欲养民耶?先帝用人，岂不欲去薄从忠耶?今以为务以养民，是指先帝之不能养民也。今以为黜聚敛之吏，是指先帝用聚敛之吏也。轼行贬吕惠卿诰云：「苟可蠹国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夫先帝立法，乃欲与天下同利，岂有先帝之神圣英睿，冠绝百王如此，而乃从蠹国害民之谋乎?轼所行制诰皆在舍人院，陛下试取而观之，盖有声述不尽者。臣请以常人论之：对人之子骂人之父，犹且义不胜诛，况轼职代王言，而实诋先帝，按之以法，当如何哉?至如结记常州宜兴知县李去盈强买姓曹人抵当田产，至其人上下论诉，进状者凡八年，方与断还。臣义激于中，不能自止。望赐英断，上以释先帝之谤议，次以正今日之典刑。』又言曰：『治天下必先于正朝廷，必先于破朋党。自非明足以察微，公足以兼听，睿足以独断者，未有不为奸邪所蔽也。臣近言礼部尚书苏轼，已历疏其所为矣。窃见门下侍郎苏辙怀邪徇私，援引党与，怙势曲法，务与其兄相为肘腋，以紊乱朝政。轼则外许人差遣而公荐之，辙则内为之应而引用之。按：轼与吕陶交结至厚，昨者荐陶自代，遂除为起居舍人。近日中书舍人陈轩缘馆伴高丽人使请赐书籍事，轼恶轩之不附己，遂奏于朝，力加排诋，意欲使轩补外，乃迁陶为中书舍人。轼知颍州日，赵令畴为签判，轼与之往还甚密。轼乃公荐于朝，称其才美。访闻苏轼见议除令畴差遣。国子司业赵挺之为御史日，屡言轼不公事迹。轼居礼部统辖国子监日，务捃摭太学中事，欲沮抑挺之。访闻苏辙见议除挺之为转运副使，以同列商议，不敢进呈；太府寺丞文勋以篆字游于轼之门，初不以公正吏才称也，轼既援引，辙遂除为福建路转运判官；冯如晦为夔州路转运使日，按发公事不当，见系御史台推治，未结绝间，辙以川人，遂除馆职，差知梓州。近断敕方下，如晦虽以法夺官，而差遣与职竟不动也。赵高帅鄜延日，欲弃熙河而不敢献议，乃以书抵大臣。是时辙为中丞，得其书，即与论列，赖谏官刘唐老疏其交通诬罔之迹，谋遂不行。前日臣尝言执政不务协和，凡欲行一事、除一差遣，商量累日，多不能合，甚者几于忿争，极伤国体，盖辙欲进其党与，故众论不肯相从尔。轼尝自言：「陛下称其兄弟孤立。」以为必不疑也，是以敢交结党与而无所忌惮。又其党言：「陛下许轼大用。」以为必见信也，是以士大夫莫不争趋其门，以图进取，上下唱和，合为一党，牢不可破。且人臣事君，惟有忠信尔，一涉于欺罔，则终身不可以诚信委之。按：辙荐王巩，累数百言，陛下真以为可用也。既而淮南提点刑狱钟浚根究王巩在任日秽恶狼籍，实迹具存，遂谪为监当，而辙亦恬然自若，略不引咎。程之邵，辙之表弟也，昨任夔州路转运判官，按知云安军孙拱。拱与之互论，见系推治，未见曲直，乃除之邵为都大提举茶事。至如轼之罪恶，因行制诰，公肆刺讥，以法论之[22]，指斥乘舆，罪在不赦，而况指斥宗庙乎?陛下试观轼、辙所为，稍失控御，则何所不至?』
于是大防、辙等奏曰：『庆基言轼所撰李之纯等六人诰辞文涉讥毁先帝，其间陆师闵告一道系范百禄词，非轼所撰。臣窃观先帝意，本欲富国强兵，以鞭挞四裔，而一时群臣将顺大过，故事或失当。及太皇太后与皇帝临御，因民所欲，随事救改，盖事理然耳。昔汉武帝好用兵，重敛伤民，昭帝在位，博采众议，多行寝罢；明帝尚察，屡兴惨狱，章帝改之以宽厚，故当时天下悦服，未有以为谤毁先帝者也。至如本朝真宗皇帝即位，弛逋欠以厚民财；仁宗即位，罢修宫观，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时施宜，以补助先朝阙政，亦未闻当时士大夫以毁谤先朝为词。非惟中伤士人，兼欲摇动朝廷，意极不善。若不禁止，久远不便。』苏辙奏曰：『臣昨日取兄轼所撰吕惠卿观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然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兄轼亦岂是讥毁先帝者耶？臣闻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耳。元祐初改正，追述先帝美意而已。』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于泪下。当时大臣数人，其间极有不善，不肯谏上。』吕大防曰：『闻永乐败后，先帝尝曰：两府大臣，略无一人能相劝谏！然则一时过举，非出先帝本意明矣。』太皇太后曰：『此事皇帝宜深知[23]。』大防曰：『皇帝圣明，必能照察此事。』于是得旨：敦逸、庆基并与知军差遣。
丙申，左朝请郎、新京河北路转运判官董敦逸知临江军，左朝请郎、新福建路转运判官黄庆基知南康军。敦逸、庆基既有旨与知军差遣，而御史中丞李之纯、侍御史杨畏、监察御史来之邵亦言：『二人诬陷忠良，朝廷容贷，止令出使，臣恐后人观望，得任私意，敢肆狂诬。』故遽责之。黄庆基、董敦逸既责，苏轼以札子自辨曰：『臣自少年从仕以来，以刚褊疾恶，尽言孤立，为累朝人主所知，然亦以此见疾于群小，其来久矣。自熙宁、元丰间为李定、舒亶辈所谗，及元祐以来，光庭、挺之、贾易之流，皆以诽谤之罪诬臣，其间于义，不可不辨。臣先任中书舍人日，适值朝廷窜逐数人，所行告词，皆是元降词头所述罪状，非臣私意所敢增损。内吕惠卿自前执政授散官安置，诛罚至重，当时蒙朝旨，节录台谏所言惠卿罪恶降下。既是词头所有，则臣安敢减落?然臣子之意，以为事涉先朝，不无所忌，故特于告词内分别解说，令天下晓然知是惠卿之奸，为先朝盛德之累。至于窜逐之意，则已见于先朝，其略曰：「先皇帝求贤若不及，从善如转圜。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然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发其宿奸，谪之辅郡，尚疑改过，稍畀重权。复陈罔上之言，继有砀山之贬，反覆教戒，恶心不悛，躁轻矫诬，德音犹在。」臣愚意以为古今如鲧为尧之大臣，而不害尧之仁；宰予为孔子高弟，而不害孔子之圣，又况再加贬黜，深恶其人，皆先朝本意。则臣区区之忠，盖自谓无负矣。今庆基乃反指以为诽谤指斥，不亦矫诬之甚乎?其余所言李之纯、苏颂、刘谊、唐义问等诰词，皆是庆基文致附会，以成臣罪。只如其间有「劳来安集」四字，便云是厉王之乱，若一一似此罗织人言，则天下之人，便不敢开口动笔矣!孔子作《孝经》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幽王之诗也，不知孔子诽谤指斥何人乎?此风始于朱光庭，盛于赵挺之，而极于贾易，今庆基复宗师之。臣恐阴中之害渐不可长，非独为臣而言也云云。』太皇太后令辙谕曰：『缘近来众人正相捃摭，且须省事。』轼乃具札子称谢曰：『天慈深厚，如训子孙；委曲保全，如爱支体。感恩之涕，不觉自零。伏念臣才短数奇，性疏少虑，半生犯患，垂老困谗。非二圣之深知，虽百死而何赎?伏见东汉孔融才疏意广，负气不屈，是以遭路粹之冤；西晋嵇康才多识寡，好善不忘，是以遇锺会之祸。当时为之扼腕，千古为之流涕。臣本无二子之长，而兼有古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察消长之往来，辨利害于疑似，则臣已下从二子游久矣，岂复有今日哉?谨当奉以周旋，不敢失坠，便须刻骨，岂独书绅?庶全蝼蚁之躬，以报邱山之德。』
六月甲寅，礼部尚书苏轼乞知越州，诏不允。壬申，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苏轼知定州。
按：轼奏议，八月十九日，犹以端明殿侍读、礼书论汉、唐正史，则六月二十六日不应已除定州。又《实录》于九月十三日再书除定州，恐六月二十六日所书或误，不然六月二十六日初除寻不行，故九月十三日再除，而《实录》不能详记所以也。当考。六月八日，轼已乞越州，诏不允。《政目》于二十日书苏轼知定州。
九月戊子，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苏轼知定州。
绍圣元年三月，大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苏辙依前官知汝州（见《绍述》）。
四月癸卯，监察御史郭知章言：『吴安诗行苏辙诰，重轻止徇于私情，褒贬不归于公议。』诏安诗罢起居郎。壬子，侍御史虞策言：『吕惠卿等指陈苏轼所作诰词语涉讥讪，望劾实施行。』殿中侍御史来之邵言：『轼在先朝，援古况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怨之私。行吕惠卿制词则曰：「始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行吕大防制词则曰：「民亦劳止，愿闻休息之期。」撰司马光神道碑则曰：「其退于洛，如屈原之在陂泽。」凡此之类，播在人口者非一。当原其所犯，明正典刑。』制曰云云。落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制词，中书舍人蔡卞所草也。范纯仁言：『臣方在病假，仍乞罢免，朝廷之事，不合与闻。然有未尽之诚，上觊少裨圣听。窃见全台言苏轼行吕惠卿诰词言涉讪谤，伏缘熙宁法度出于建议之臣，又州县奉行之际，多有过当，不副神宗爱民求治之意。及至垂帘之后，惠卿方用监官之方特行重窜，苏轼因撰辞之际，遂至过诋惠卿。今台章揽归先朝，事体不便。况今来言者，多是垂帘时擢归言路之臣，当时畏避，不即纳忠；今日观望，始有弹奏。若便施行其说，亦恐玷垂帘之圣明，妨陛下纯孝之德。三省进呈之际，伏望圣断，特加容贷，不惟可全国体，亦可稍镇浇风。』甲寅，侍御史虞策言：『苏轼既坐讥斥之罪，犹得知州，罪罚未当。』诏轼降充左承议郎。
闰四月乙酉，监察御史刘拯言：『工部侍郎李之纯前为御史中丞，阿附苏轼，为其用。』御史黄庆基言：『轼诬诋先帝。』董敦逸言：『辙以国名器私与所厚，之纯遂以庆基等诬罔忠良，乞行窜逐，庆基等再被降谪。之纯朋邪苟容，望赐黜责。』诏之纯宝文阁直学士降授宝文阁待制，差知单州。拯又言：『前端明殿学士、知定州苏轼落职、知英州。按：轼敢以私忿形于制诰中，厚诬丑诋，轼于先帝不臣甚矣!王得君诬诋之甚，上书言之，旋被谴斥以死。秦观浮薄小人，影附于轼。请正轼之罪，褫观职任，以示天下后世。』诏苏轼合叙复日未得与叙复，秦观落馆阁校勘、添差监处州茶盐酒税。
六月甲戌，太中大夫、知汝州苏辙特授左朝议大夫、知袁州，左承议郎、新差知英州苏轼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余见《党籍》）。
校勘记
[1]丁卯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四一九补。
[2]微诚原本『微』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一九补。
[3]谓能原本『能』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二○补。
[4]癸丑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四二二补。
[5]己亥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四二二补。
[6]丙子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四三○补。
[7]经筵原本『筵』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三六补。
[8]所绐原本二字均为墨丁，据《长编》卷四三六补。
[9]虽悔原本脱『虽』字，据《长编》卷四三六补。
[10]增厚原本『厚』字作作据《长编》卷四三六补。
[11]丙寅原本『丙』上衍一『内』字，据《长编》卷四八一删。
[12]引年原本『引』下衍一『老』字，据《长编》卷四八二删。
[13]制书原本脱『书』字，据《长编》卷四八二补。
[14]自外原本『外』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二补。
[15]遣使原本『使』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二补。
[16]善贷原本『贷』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二补。
[17]愚臣原本作『□愚』，据《长编》卷四八二改补。
[18]责罚原本『责』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二补。
[19]努扎原本二字作一墨丁，据《长编》卷四八二补。
[20]恣为原本『恣』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四补。
[21]刘谊原本作『刘喧』，据《长编》卷四八四改。
[22]以法原本『以』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四补。
[23]宜深知原本『宜』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四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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