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入高二时，我的工读方式由织地毯或送羊奶改为在教务处成天同蜡版和油墨滚子打交道了。有一天，"锣锤子"神情异常和气地走进来，先问寒问暖一番。他接着谈起自己留学美国时也做过工，暑假还在汽车厂里干过。我听话听音，慢慢摸出他的来意。他希望我不要跟学校当局作对。他暗示，如果我的"品行功课都好，毕业后可以由学校保送到齐鲁大学"。弦外之音是：那以后自然就鹏程万里了。
我没吱声，可我听出他是硬的不成，又来软的了--试图收买我。
移年北伐军进了北平城，我被解除了软禁。五卅惨案后，中学就纷纷成立了学生会，可是教会学校里只有由校方操纵的基督教青年会。1928 年秋天开学时，我们这些学生也闹着要成立学生会，以取代宗教性质的青年会。大家推选我为主席，我也同意了。
这下可惹怒了校内几位"长"字号的。他们伺机要把我这颗钉子拔掉。
当时，教会学校看到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就变通了一番：掌握实权的仍是洋人，但改称"校务长"，这样，"锣锤子"名义上就成为校长了。他打定主意在我身上施展一下校长的威风，杀一以儆百。
那年圣诞节前夕（十二月二十四日 )，校长为了讨好洋校务长，就组织我们这些住宿生午夜到我称为"绿洲"的大院子里，冒着严寒唱《圣诞曲》。那晚朔风凛冽，我们在校务长那灰色小楼前站成一排，在校长的指挥下，哆哆嗦嗦地唱了起来。唱完一首又一首，一直唱到小楼窗口有了灯光，洋校务长站在阳台中朝我们说了声"MerryChristmas"，大家才回到宿舍。
四十年代在英国，我才晓得西方确有此习俗。然而当时我却十分气愤。第二天我就给已转学海甸的越南华侨朋友越澄写了封长信，详细描述了这一可耻事件。我把贴好邮票的信放在门房窗台上，以便邮差取走。
为了学生会事，"锣锤子"正在伺机整我。他竟然私拆了这封信，并把我叫到校长室，宣布给予我开除处分。我就在那样不知当晚该睡在哪里的情形下，卷了铺盖。
美国罗宾逊教授不了解，既然教会使我这个穷孩子受到了教育，我为什么还会忘恩负义地反教。除了《皈依》中雅各军官，我反对的始终是那些压迫我，陷害我，收买不成，又借故剥夺我受教育机会的法利赛人。
五、不光彩的后盾
最初，我只是从个人遭际，以及由于遇到了几个直接影响自己的生活的法利赛人，而对基督教持有反感。1925 年发生在上海南京路上的血腥惨案，使我跳出个人恩怨，开始从历史和政治角度看待基督教。小说《昙》多少勾勒出我少年时代的这种心境。
作为工读生，我当时的处境确实有点像小说中的启昌。由于是穷孩子，免收学费之外还能挣到点饭钱，我就不能像旁的学生那样对帝国主义暴行作出应有的反应。然而我的愤怒并没因自己的经济处境而弱于旁的孩子。我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人，而且是个中国人。我对暴行有公开抗议的权利。
尽管枪杀工人顾正红的是日本厂主，可是英国租界当局却悍然压制学生游行。于是，开了枪。同样，虽然上海南京路的枪是英国人开的。而我所在的学校是美国教会办的，可是美国牧师也完全站到英国人的立场上，禁止游行。我从未听到美国牧师为了南京路上的流血事件而
斥责过英国一句，尽管那彻头彻尾地违背了《圣经》里所宣扬的爱。
1926 年在北新书局当学徒时，我进而读了一些政治小册子。我仿佛一读就懂了：西方国家依靠更坚利的枪炮，掐着中国人的脖子，要他们除了割地、赔款、承认"治外法权"之外，还得让外国人在中国享有"传教自由"。不管是《南京条约》还是《望厦条约》都是这么订的。这样，我就从历史上认清基督教是紧跟在炮舰后面进来的。
银铃、雪橇，爱的福音都美得很，然而这些美好事物的后盾却是不光彩的。
1939 年我去英国后，眼界开阔了，从而对宗教问题也重新思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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