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思考 》 周國平自選集   》 小說的智慧(6)      周國平 Zhou Guoping

　　彼得堡恢復原名時，一個左派女人興高采烈地大叫："不再有列寧格勒了!"這叫聲傳到了 昆德拉耳中，激起了他的深深厭惡。我很能理解這種厭惡之情。我進大學時，正值中蘇論戰 ，北京大學的莘莘學子們聚集在高音喇叭下傾聽反修社論，為每一句鏗鏘有力的戰鬥言辭鼓 掌喝彩。當時我就想，如果中蘇的角色互換，高音喇叭裏播放的是反教條主義社論，這些人 同樣也會鼓掌喝彩。事實上，往往是同樣的人們先則熱烈祝福林副主席永遠健康，繼而又為 這個賣國賊的橫死大聲歡呼。全盤否定毛澤東的人，多半是當年"誓死捍衛"的鬥士。昨天 還在鼓吹西化的人，今天已經要用儒學一統天下了。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真正的原 因不在受蒙蔽，也不在所謂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而在一種永遠追隨時代精神的激情。昆德 拉一針見血地指出，在其中支配着的是一種"審判的精神"，即根據一個看不見的法庭的判 决來改變觀點。更深一步說，則在於個人的非個人性，始終沒有真正屬於自己的內心生活和 存在體悟。　　昆德拉對於馬雅可夫斯基毫無好感，指出後者的革命抒情是專製恐怖不可缺少的要素，但是 ，當審判的精神在今天全盤抹殺這位革命詩人時，昆德拉卻懷念起馬雅可夫斯基的愛情詩和 他的奇特的比喻了。"道路在霧中"--這是昆德拉用來反對審判精神的偉大命題。每個人 都在霧中行走，看不清自己將走嚮何方。在後人看來，前人走過的路似乎是清楚的，其實前 人當時也是在霧中行走。"馬雅可夫斯基的盲目屬於人的永恆境遇。看不見馬雅可夫斯基道 路上的霧，就是忘記了什麽是人，忘記了我們自己是什麽。"在我看來，昆德拉的這個命題 是站在存在的立場上分析政治現象的一個典範。然而，審判的精神源遠流長，持續不息。昆 德拉舉了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我們世紀最美的花朵--二三十年代的現代藝術--先後遭到 了三次審判，納粹譴責它是"頽廢藝術"，共産主義政權批評它"脫離人民"，凱旋的資本 主義又譏它為"革命幻想"。把一個人的全部思想和行為縮減為他的政治表現，把被告的生 平縮減為犯罪錄，我們對於這種思路也是多麽駕輕就熟。我們曾經如此判决了鬍適、梁實秋 、周作人等人，而現在，由於魯迅、郭沫若、茅盾在革命時代受過的重視，也已經有越來越 多的人要求把他們送上審判革命的被告席。那些沒有文學素養的所謂文學批評傢同時也是一 些政治上的一孔之見者和偏執狂，他們永遠也不會理解，一個曾經歸附過納粹的人怎麽還可 以是一個偉大的哲學家，而一個作傢的文學創作又如何可以與他所捲入的政治無關並且擁有 更長久的生命。甚至列寧也懂得一切偉大作傢的創作必然突破其政治立場的限製，可是這班 自命反專製主義的法官還要審判列寧哩。　　東歐解體後，昆德拉的作品在自己的祖國大受歡迎，他本人對此的感想是："我看見自己騎 在一頭誤解的毛驢上回到故鄉。"在此前十多年，住在柏林的貢布羅維茨拒絶回到自由化氣 氛熱烈的波蘭，昆德拉表示理解，認為其真正的理由與政治無關，而是關於存在的。無論在 祖國，還是在僑居地，優秀的流亡作傢都容易被誤解成政治人物，而他們的存在性質的苦惱 卻無人置理，無法與人交流。　　關於這種存在性質的苦惱，昆德拉有一段詩意的表達："令人震驚的陌生性並非表現在我們 所追嬉的不相識的女人身上，而是在一個過去曾經屬於我們的女人身上。衹有在長時間遠走 後重返故鄉，才能揭示世界與存在的根本的陌生性。"　　非常深刻。和陌生女人調情，在陌生國度觀光，我們所感受到的衹是一種新奇的刺激，這種 感覺無關乎存在的本質。相反，當我們面對一個朝夕相處的女人，一片熟門熟路的鄉土，日 常生活中一些自以為熟稔的人與事，突然産生一種陌生感和疏遠感的時候，我們便瞥見了存 在的令人震驚的本質了。此時此刻，我們一嚮藉之生存的根據突然瓦解了，存在嚮我們展現 了它的可怕的虛無本相。不過，這種感覺的産生無須藉助於遠走和重返，儘管距離的間隔往 往會促成疏遠化眼光的形成。　　對於移民作傢來說，最深層的痛苦不是鄉愁，而是一旦回到故鄉時會産生的這種陌生感， 且這種陌生感一旦産生就不衹是針對故鄉的，也是針對世界和存在的。我們可以想像，倘若 貢布羅維茨回到了波蘭，當人們把他當做一位政治上的文化英雄而熱烈歡迎的時候，他會感 到多麽孤獨。　　八 文學的安靜　　波蘭女詩人維斯瓦娃·希姆博爾斯卡獲得一九九六年諾貝爾文學奬之後，該奬的前一位得主 愛爾蘭詩人希尼寫信給她，同情地嘆道："可憐的、可憐的維斯瓦娃。"而維斯瓦娃也真的 覺得自己可憐，因為她從此不得安寧了，必須應付大量來信、采訪和演講。她甚至希望有個 替身代她拋頭露面，使她可以回到隱姓埋名的正常生活中去。　　維斯瓦娃的煩惱屬於一切真正熱愛文學的成名作傢。作傢對於名聲當然不是無動於衷的，他 既然寫作，就不能不關心自己的作品是否被讀者接受。但是，對於一個真正的作傢來說，成 為新聞人物卻是一種災難。文學需要安靜，新聞則追求熱鬧，兩者在本性上是互相敵對的。 福剋納稱文學是"世界上最孤寂的職業"，寫作如同一個遇難者在大海上掙紮，永遠是孤軍 奮戰，誰也無法幫助一個人寫他要寫的東西。這是一個真正有自己的東西要寫的人的心境， 這時候他渴望避開一切人，全神貫註於他的寫作。他遇難的海域僅僅屬於他自己，他必須自 己救自己，任何外界的喧嘩衹會導致他的沉沒。當然，如果一個人並沒有自己真正要寫的東 西，他就會喜歡成為新聞人物。對於這樣的人來說，文學不是生命的事業，而衹是一種表演 和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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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海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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