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就产生了这么一个差别：教内的骨干捧的实际上是只铁饭碗。只要他们准时去做礼拜，祈祷时装出一副虔诚的样子，不时地在嘴边挂上几句福音，他们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而教外的老师则除了教书本事，别无靠山。他们下课就走掉，从不同人勾勾搭搭。
我经常怀念当年一位名叫李茂青的国文老师。他走路方方正正，总是身穿蓝袍青马褂来上课。卷子判得非常认真仔细，并且时常在卷末写上长长的一段话，鼓励学生上进。他判的几本作文，我一直保存下来，毁于"文革"。从他的批语中，我受过启发，也感到温暖。
还有一位教地理的贾老师。我在《两位老师》一文中提到过他。那时我们用的代数课本是一位名叫"温德华"的洋人编的。一天，在上学途中躲闪惊马，我把代数课本弄丢了。教代数的老师是位性子暴躁的麻子，动不动就打板子。他曾打折过一条板子。挨板子的同学正庆幸，他却马上又抽出一条。我怕因丢课本而挨他的打，就用那个月一半的饭费补买了一本，并同管伙食的人说好，我只吃早晚两顿。大家吃午饭时，我在篮球场上投篮。
那个中午，贾老师吃得很快，老早走出饭厅。瞧见我在投篮，就问我为什么不去吃饭。刚巧过来一个同学，向他泄了底。老师马上替我补上半个月的饭费--记得是一块五毛钱，非要我吃足三顿饭。
教外的老师没有权势，没有后台，他们凭的不是教籍，而是真才实学。
相形之下，教内的则不然。他们都老早就领了洗，有的甚至是几代的教徒--其中有一位还专喜谈说庚子年间他们一家人怎样为教会受过难。这样，他们就成为洋人之下、同胞之上的实权人物。
这些人，《圣经》背得滚瓜烂熟，三句话不离"耶和华"、"主耶稣"。满口都是福音，可成天想的，盘算的，张罗的，都是他们本人以及家族的利益和特权。
就举那位绰号"马猴"的斋务长为例。他掌握着他宿舍的大权。北楼共五层，而冬天的气管子只暖到二层，三层就没有多少温意了。我们管五层楼叫"冰窖"。他把那些不断孝敬他的富家子弟统统分在一、二层，而只有一床破棉絮可盖的我，一向分到五层。幸而好几个同学非常仗义。冬夜，他们纷纷把厚大衣堆到我的床上。
"马猴"除了当斋务长，还兼着一宗营生：贩卖哈巴狗。听说他经常不断地把它们送到天津去办出口。他最欢迎抱给他一两窝狗仔。对于搜集狗种，他诚然是无孔不入，甚至问过我能否给他弄到一两只。可惜我只跟一些上不了台盘的野狗打交道。我非但未能用狗种博得他的好感，还组织"少年互助团"，抨击他办事不公。
当时不作兴男女合校，也禁止学生同异性有任何往来。一次，我们班一个同学在运动会上遇见邻校的一位女生，就给她写了封信。那封信却被学校当局扣下拆看了。于是，教务长就在朝会上把那个写信的学生叫到前面，将他的长袍下襟撩起来，蒙上他的脸，说他"干下这等事，没脸见人了"。
邻校那位女生压根儿没接到信，按说是无辜的。然而那里的训育主任竟用牙刷刷她的喉咙，一连刷了三天。
《圣经》里管假冒伪善者叫作"法利赛人"，他们是耶稣所深恶痛绝的。当时校内传出个别当权派（他们都是有家室的 ) 的桃色新闻，恰好为法利赛人作了注解。后来甚至还风闻他们去了八大胡同。
我真正认清那些法利赛人的实质，是在我被捕入狱这件生死攸关的事上。
我事先就听说过"锣锤子"（学生们为校方中国人中的第一把手起的绰号 ) 同当时的侦缉队长拜过把兄弟。真巧，两个便衣从学校押送我去报房胡同侦缉队时，在电车上给我一位亲戚撞见了。他赶忙去告知四堂嫂。安娜立即去找洋校长，请他出面营救（这些，我当然都是事后才知道的 )。
在这个问题上，校方展开了争论。"锣锤子"和"马猴"坚决主张"教训教训"我，不去营救，倒是洋校长，可能由于安娜的恳求，非要营救我不可。这里，法利赛人中的一个对洋校长挑拨说："我们检查过这个小子的日记了。您知道他在日记里怎样骂您吗？"洋校长回答说，不管他骂过我什么，我还是要营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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