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我更吃惊而且引起反感的是，在香河县小教堂的院子里看到的一次神召会的礼拜。几十个信徒跪在地上，每个人面前摆着一块砖。他们各自把头使劲往砖上撞，撞得鲜血淋漓，还狼嚎鬼叫，说是在"讲万国方言"。当时，我是去香河参加扫盲的。我们还在水月灯下演《睁眼瞎子》给老乡看。张珍（解放后任化工部长）扮演目不识丁的老妈妈，我扮演她的儿子。那时我曾想：神召会造成的危害，确实比文盲还要严重。
自然，当时传基督教也分不同的层次和对象。神召会好像只在乡间搞，救世军则在城市下层市民当中活动。它在北京的总部原址就是现在的首都剧院。它的编制仿照军队，入教手续着实简便。唱完圣诗，讲完道，就当场劝会众跪到台下去"悔改"。这样就算入了教。我在小说《皈依》里就写过菊子先悔了改，然后又来拉妞妞。
在这篇小说中，除了写到宗教可以提供饭碗（"一个月六块现洋")之外，我还提及救世军的另一种吸引力：带彩图的福音书、洋鼓洋号以及教堂里花花绿绿的挂图。这些都会使缺乏文化生活的小姑娘妞妞兴奋起来。
四、真理大厅
七十年代初期，从咸宁干校回京之后，我一度蛰居在北京东北城一间门洞里（见《搬家史》)。出于怀旧和好奇，我曾骑车重访坐落在交道口大三条的那所开除过我的母校。当年上课用的西楼以及作为宿舍的北楼都还是老样子，操场上又盖起一座新楼。这家学校那时的英文名字译成中文就是"真理大厅"。
我没敢惊动司阍人，只站在大门外瞥了几眼。我作为工读生织过地毯的西楼顶层映入眼帘，我挤过羊奶的羊圈设在操场东头。我在那操场上蹦跳过。小时玩过的秋千和压板，如今已没有了踪影。我的小说《邮票》就是以北楼为背景的，只是大门前再也没有《邓山东》中所描述的那些摆摊卖吃食的了。
我们那个学校在大三条，而教堂则在二条。当年每次去做礼拜，都要穿过一个宽敞的院子。这个院子说得上是沙漠中一片绿洲。它纯粹是另一种格局，代表另一种生活水平。门并不大，然而十分厚实。院里矮松成行。我们总是沿着当中那条甬道走，出了大门，对面便是二条教堂。绿洲里那条甬道还分出几个叉路，通往一幢幢精致的双层住宅楼。每幢分别为矮篱围起，住宅旁各有座小花园。常见几个娇贵的金发碧眼囝囝，在中国保姆照拂下荡秋千或堆沙子玩。沙池旁还搭起葡萄架或藤萝架。隔着用雪白纱幔遮起的窗户，不时地传来钢琴或小提琴的演奏声。自然，每次路过，厨房里正煮着的可可或咖啡以及烤肉便香味扑鼻。
每个星期我起码得穿过这个大院子一次，而每次心里总冒出个疑问：倘若真有上帝，他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何以白皮肤的过一种生活，黄皮肤的就得过另一种生活？
《落日》的故事就发生在那个绿洲里。那不是虚构的，整个过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正因为如此，我对那绿洲更加反感了。
我半工半读过的那个学校，属于长老会。长老是基督教加尔文宗的教会，由教徒推选长老管理教会，所以这么称呼。长老一般均由教龄最长、在教会中影响最大的教友担任。长老中间固然也有真信教的，但是凭资格--甚至由于有靠山而当上的也不乏其人。他们大都是原教旨主义者，绝不用现代眼光去解释《圣经》，更不容提出疑窦，否则就会被扣上"异端"、"叛教"等大帽子。其实，那些长老对《圣经》就个个坚信不疑吗？也未必，然而维护原教旨同维护他们个人的权威完全是一致的。一旦原教旨动摇了，长老们的威望和地位就会受到威胁。因为，只要有任何离经叛道的苗头，他们必狠狠制裁。所以，凡是教会所办的设施（首先是学校，其次是医院 )，都必须矢忠于原教旨。
教会学校的实权--首先是财权和用人大权，当然都掌握在外国牧师手里。校内具体的行政职务（如教务、斋务等 )，一古脑儿由教内骨干担任。授课的教员则多由教外聘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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