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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义说部 》 民國春秋 》
第三捲·第十七章 紅軍遇挫
劉鳳舞 Liu Fengwu
中共中央直到1930年11月6日，纔收到共産國際的“十月來信”。政治局開會討論了國際來信，承認在批評李立三錯誤問題上有調和態度。12月1日，周恩來在中央機關工作人員會議上作了批判立三路綫的報告。其實，李立三的“左”傾錯誤，是在共産國際“左”的思想指導下發生的。是時，中共中央對於共産國際是唯命是聽的。
曾積極鼓吹立三路綫的王明等人，對立三路綫的錯誤沒甚揭發。他們對揭發李立三的錯誤沒有興趣，而是猛烈地攻擊三中全會後的中央，要求由國際組織臨時的中央領導機構。羅章竜和一些受過三中全會錯誤批評的幹部，也要求召開緊急會議，來解决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綫”問題。周恩來等到處解釋，舌敝唇焦，風潮仍無法平息下去。
12月中旬，共産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以國際代表的身份秘密地來到上海。他分批會見了王明、博古以及羅章竜、徐錫根等，同王明密談幾次後，决定嚮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召開四中全會，全會的中心是反右傾。米夫以共産國際代表的身份嚴厲指責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政治局在米夫的壓力下，於12月6日决定撤銷對王明、博古、何子述、王稼祥4人的處分。米夫又逼迫政治局發出全盤自我否定的通告。中央無法再繼續工作下去而陷於癱瘓。
王明、博古、羅章竜等因未得到權力並不就此罷休，他們更加乘勢猛攻，大吵大嚷。羅章竜於1931年1月1日主持製定了《全總黨團决議案》，要求“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職權，由國際代表領導組織臨時中央機關，速即召集緊急會議”。並提出瞿秋白、周恩來、李立三均是不堪教育的，嚮忠發、項英、關嚮應、鄧中夏、賀昌、羅登賢等亦須離開領導機關，施以嚴重的處罰。
羅章竜畢竟不是米夫的門徒，米夫衹是想讓羅章竜把水攪混，而不讓他摸魚。米夫同他的得意門生王明、博古等商議後，由王明等出面，左右開弓，一面繼續猛烈攻擊中央，一面又指責羅章竜、何孟雄等為右派，並要求召開四中全會。鬧騰一陣子後，米夫出來講話，說他已報告國際，决定召開四中全會，並起草了《中共四中全會議案》。米夫提議由王明擔任江蘇省委書記。政治局對那個屢犯錯誤的年輕人王明並不放心，沒有完全接受米夫的意見，决定由尚在蘇聯的劉少奇擔任江蘇省委書記，劉歸國前由王明代理。同時决定將博古補為團中央委員，參加團的中央局工作。
瞿秋白、周恩來覺得他們在處理立三問題上既已錯誤，就應該團结反對過立三錯誤的人來執行國際路綫。他們推薦何孟雄等去見米夫，並在討論四中全會補選中央委員名單時，提出了何孟雄。米夫因何孟雄不是他的門徒而拒絶。
瞿秋白、周恩來對三中全會的問題承擔了責任，提出退出政治局的要求。米夫因他的門生王明等都缺乏實際工作經驗，决定在瞿秋白、周恩來二人中保留一人，王明早已要對瞿秋白進行報復，米夫决定瞿秋白退出。瞿秋白對周恩來說：
“你還要背着這個擔子。”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秘密召開，全會衹開了15個小時，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召售14名中央委員、8名中央候補委員和王明等15人非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共計37人出席會議，他們是嚮忠發、周恩來、瞿秋白、關嚮應、羅登賢、徐錫根、李維漢、任弼時、賀昌、餘飛、顧順章、溫裕成、王剋全、羅章竜、陳鬱、史文彬、張金保、王鳳飛、陳雲、周秀珠、徐蘭芝、袁炳輝、王明、瀋澤民、王稼祥、陳原道、韓連會、何孟雄、徐畏三、瀋先定、顧作霖、夏曦、肖道德、邱泮林、博古、柯慶施、袁乃祥。六屆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共36人，出席這次會議的衹有22人，且王明等15人非中央委員，不但出席了中央全會，而又有發言權、表决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是一次很不正常的中央全會。
會議由嚮忠發作了政治報告。經過討論後，由米夫作為國際代表作了結論，然後進行改選。米夫在發言中挖苦說：“恩來同志自然應該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滾蛋，而是在工作中糾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錯誤。”
會議通過了共産國際遠東局提出的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成員名單。瞿秋白、李立三、李維漢3人退出政治局。李維漢、賀昌兩人退出中央委員會。王明不僅被補為中央委員，而且成為政治局委員。周恩來建議：既然王明和幾個同他持相似觀點的人進入了中央委員會，是否也可以選一些有不同意見的人參加，米夫沒有同意。周恩來在四中全會期間，同瞿秋白一樣被置於“被告”席上。有人提出周恩來也應退出政治局，並單獨交付表决。因多數人不同意未被通過。
四中全會後，中央在米夫、王明等人操縱下，决定由王明擔任江蘇省委書記，並派遣大批中央代表到各地去。派夏曦去任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派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為中央代表團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去，等等。還製定了《中央巡視員條例》。於是，“欽差大臣”滿天飛。這些“欽差大臣”握有尚方寶劍，權力極大，因而給蘇區和紅軍帶來災難。從這時起，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綫在中央領導機關內開始了長達4年的統治。
米夫在四中全會之後，在中國又停留了半年時間，中共中央的一切重大問題都由他一人决定，沒有任何討論餘地。在中國共産黨內，經過這場突然襲來的軒然大波以後，中央的威信被剝奪殆盡，黨內思想極度混亂，小宗派活動到處都是，情緒嚴重對立，正常的黨內討論已難於進行。羅章竜等正在醖釀成立第二中央，王剋全等正在準備成立第二江蘇省委，不少黨員一時不知所從，全黨面臨大分裂的威脅。顯然，無論是手握重權的國際代表米夫，或是米夫的得意門生王明等人，都無法駕馭形勢。在這種情況下政治局决定：嚮忠發、周恩來和剛剛從蘇聯回國的張國燾3人為中央常委，周恩來兼任中央軍委書記，並負責蘇區工作。米夫和王明同意這樣的安排，衹作為權宜之計。王明公開放風說：“這衹是為了實際的工作便利和給他們以改正錯誤的機會。”
周恩來清楚地看到：如果他不出來穩定局面，撒手不管，黨就會出現大分裂。於是他忍辱負重，代表中央同羅章竜、王剋全談話，嚴厲批評他們，要他們立刻停止活動，認識錯誤。周告誡他們說：“分裂和反對黨的行為是絶對不能容許的。”
王剋全、羅章竜的情緒已十分激動，他們不聽周恩來的勸告，態度蠻橫地大吵大鬧。周恩來要他們慎重考慮，限三五天內作出答復。羅、王仍然不理睬。
1月27日，政治局作出《關於開除羅章竜中央委員及黨籍的决議》，並决定開除王剋全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羅章竜、王剋全在黨內畢竟沒有那麽大的勢力，對他們處分之後，黨內局勢稍稍穩定下來。
但是，蔣記國民黨特務嚴重摧殘共産黨組織。黨的重要幹部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因受叛徒出賣，於1月7日在上海東方旅社被捕，2月7日被殺害。
4月，多次發表文章支持王明的政治局常委張國燾和陳昌浩被中央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去工作。中央派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保衛局局長顧順章送張國燾、陳昌浩去鄂豫皖根據地。不料，顧在途經武漢時、被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科長、特務頭子徐恩曾逮捕後叛變。顧順章原是上海工人，他長期負責黨的保衛工作，瞭解黨的重要機密極多，清楚衹有極少數人才知道的中共中央機關和許多中央領導人的住址，也熟悉黨的各種秘密工作方法。顧順章的被捕和叛變，因遠在武漢，中共中央沒能立刻獲悉。顧順章嚮徐恩曾建議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將中共中央機關和主要領導人一網打盡。這個極端機密而重要的情報，幸虧被打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任機要秘書的地下黨員錢壯飛獲悉，錢立刻派人連夜從南京趕到上海，報告中央特科負責人李剋農、陳賡轉報中央。
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周恩來立即采取果斷措施，在陳雲、聶榮臻、陳賡、李剋農、李強等人協助下，銷毀大量機密文件；迅速將黨的主要負責人轉移，並采取嚴密的保衛措施，把一切可以成為顧順章偵察目標的幹部，盡快轉移到安全地帶或撤離上海，切斷顧順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關係；廢止顧順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中共中央、江蘇省委和國際機關一夜之間全搬了傢。
國民黨特務在顧順章引導下在上海進行了大搜捕，一一撲空。但是，顧順章供出被捕後關押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的惲代英，惲代英被捕時化名“王作林”，未被識破。顧告密說王作林就是惲代英。惲代英本是黃埔軍校第4期政治教官，黃埔軍校同學錄上有他的照片，經查對，王作林果真是惲代英。敵人對他勸降失敗。1931年4月29日，敵人將惲代英押赴刑場，惲代英犧牲時年僅36歲。
顧順章被徐恩曾留在中統特務機關工作，他不僅使惲代英喪命，而且帶領4個武裝便衣特務分子，又在香港將蔡和森抓獲。蔡和森被用鐵釘釘在墻上，仍不屈服，又被刺刀刺進胸脯，鮮血噴涌而亡。
這一番折騰後，留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衹有嚮忠發、王明、周恩來、盧福坦4人。王明成天驚魂不定，他曾躲到尼姑庵住了一段時間，後又到上海郊區一個療養院隱居。中央决定改變工作方式，很少召開政治局會議和常委會議，采取分頭負責的辦法。
但是，這種狀況沒有維持多久，又發生了更嚴重的事情：總書記嚮忠發歷來生活作風不好，跟妓女楊秀貞姘居。嚮忠發和楊秀貞搬傢後，將女傭解雇。顧順章以重賞收買女傭，暗帶特務分子去誘捕嚮忠發。嚮忠發見勢不妙，從後門逃走。中央考慮到嚮忠發處境很危險，决定他立即離開上海去中央蘇區。周恩來一再叮囑他在離開上海前不要外出，但他不聽警告，不守紀律，擅自在臨走前去楊秀貞的新住所過夜。次日清早，嚮忠發從楊秀貞那裏出來，到靜安寺英商“探勒”汽車行叫出租汽車，忽地一群人一擁而上，將他捉住送往捕房。
周恩來立刻組織人營救，但嚮忠發在兩天後即叛變了，還把周恩來在小沙渡路的住處供出。敵人派人去搜查，周恩來和鄧穎超都已撤離。敵人仍不死心，派人在他傢守候。嚮忠發又帶領敵人去逮捕瞿秋白等，落了空，然後又帶領敵人去破壞中央機關，亦落了空。蔣介石一氣之下，下令將嚮忠發處死。
中央機構工作人員不得不更加嚴格地隱蔽起來，互不往來。在這種情況下，中央决定停止工作。中央决定周恩來去中央蘇區工作。王明像驚弓之鳥，不敢在上海隱居，又不願去中央蘇區過艱苦生活，决定以中共中央駐共産國際代表的資格去莫斯科。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在上海的都遠不足半數。於是由王明提議經共産國際東方部批準，指定博古、張聞天（洛浦）、康生、陳雲、盧福坦、李竹聲6人組成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博古、張聞天、盧福坦為常委，博古負總責。在這之前，博古、張聞天還不是中央委員，他們靠着王明，一下子成了政治局常委，真是一步登天。王明的宗派主義，管中窺豹，可見一斑。
被蔣介石特務機構先後捕獲的中共高級幹部叛變革命的，除顧順章、嚮忠發外，還有徐錫根、餘飛、王剋全等。特務頭子徐恩曾利用叛徒加強特務工作，他們利用顧順章開辦叛徒訓練班；設立“設計委員會”，搜羅叛徒參加其特工，利用叛徒站馬路、坐茶館指認共産黨員，乃至重用叛徒，吸收叛徒參加其領導機構。
臨時中央政治局成員李竹聲、盧福坦後來也被國民黨特務逮捕。盧福坦被捕後很快叛變。盧福坦是山東淄市人，工人出身，他叛變後加入了國民黨中統特務組織。
10月中旬，王明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王明在臨行前，再三關照博古，囑其萬事都得請示共産國際，决不可擅自行動，更不得聽信他人。博古乃是王明宗派之人，又是教條主義者，絶對服從王明。王明看準了這點，纔指定博古負總責，由他自己在莫斯科掌舵。
12月上旬，周恩來離開上海去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首府瑞金，在那裏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央局由周恩來、毛澤東、項英、任弼時、朱德組成。
中央革命根據地卻是另一番景象。朱德、毛澤東領導的紅一方面軍粉碎了敵人的第三次“圍剿”後，中央蘇區得到迅速擴大。在贛南已有跨18個縣的範圍，面積縱370公裏，橫270公裏，在閩西，有以長江為中心的4個縣範圍的蘇區。贛南和閩西形成了相當規模的中央蘇區。人民為了保衛政權，踴躍參軍，一方面軍已有6萬人的隊伍，地方部隊有獨立師、獨立團以及民兵等。
中央蘇區因交通阻隔，王明的“左”傾政策一時尚未為人知。1931年4月，中央代表3人團任弼時、顧作霖、王稼祥來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在寧都召開了中央局擴大會議，傳達了六屆四中全會，從此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政策開始在中央蘇區推行。從此之後，中共中央分別在8月和10月兩次給中央蘇區發來指示信，對中央蘇區的工作多方指責，與此同時，中央不斷派代表“加強”中央蘇區的工作。
11月1日，在中央代表團的主持下，在瑞金召開了中央蘇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把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指責為“狹隘的經驗論”、“富農路綫”、“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攻擊毛澤東在改造紅軍方面不積極執行中央的指示，紅軍還“沒有完全脫離遊擊主義傳統”，“忽視陣地戰”；因而，要求集中火力反右傾。會議撤銷了毛澤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由項英接任中央局代理書記。
接着在11月7日（即俄國十月革命14周年紀念日）舉行了第一次全國蘇维埃代表大會，宣佈成立中華蘇维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和人民委員會成員由選舉産生，結果毛澤東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人民委員會主席，項英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副主席和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張國燾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副主席；成立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朱德為主席，王稼祥、彭德懷為副主席。撤銷了紅一方面軍總部，紅軍部隊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領導，排擠了毛澤東對紅軍的正確領導。
周恩來來到中央蘇區後擔任中央局書記。
遠在上海的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在1932年1月9日作出《中央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决議》，要求紅一方面軍攻占南昌、撫州、吉安等中心城市。周恩來同毛澤東交換了意見，毛澤東不同意這種“左”傾冒險計劃。周恩來代表中央局給臨時中央致電，表示進攻中心城市有睏難。
臨時中央復電采取了折中辦法：要求紅一方面軍至少要在撫州、吉安、贛州選擇一個城市攻打。中央局多數主張打贛州，毛澤東不以為然，他說：
“敵人以優勢兵力據堅防守贛州不易攻剋，而且我軍攻打贛州，敵人很快會從南北兩路調兵援贛州，我軍將處於險境。”
但是，攻打贛州的命令下達了。毛澤東為革命前途憂心忡忡，他的健康狀況極差。中央局作出决定，要他去東華山一個古廟裏休息。
一個多月後，項英帶着警衛員突然來到毛澤東所住的古廟裏，毛澤東預感到有什麽事情，開門見山地問：“你這時候來，有什麽事嗎？”
“周恩來同志讓我請你下山去，領導打贛州的戰鬥。”項英簡短地嚮毛澤東介紹了贛州久攻不剋，部隊傷亡慘重，敵人援兵又到，紅軍處境危險的情況，軍委决定請毛澤東出山領導戰鬥。
毛澤東聽完後，敏捷地站起身來說：“我馬上就下山，你先走一步，我隨後就來。”
項英走後，毛澤東立即命令警衛員收拾東西，準備下山。
天空烏雲翻滾，暴風雨就要來了。毛澤東的夫人賀子珍要他等雨過後再下山，毛澤東堅定地說：
“這是人命關天的大事，不能等了。”
毛澤東冒着滂沱大雨，打着傘，帶着警衛員急匆匆地下山去了。
主攻贛州的是彭德懷的第3軍團，計1．4萬人。而贛州守敵1．8萬人，且贛州東有貢水，西有章水，北有贛江，衹有南面是陸地，城墻高達2丈，易守難攻，素有“鐵贛州”之稱。紅軍以頑強的精神苦戰1個月不剋。1932年3月初，敵方援兵陳誠部主力第11師突入城內，第14師隨後開到，敵軍增加了約2萬人的兵力。紅三軍團腹背受敵。
毛澤東從東華山急急忙忙來到瑞金，立即致電朱德，要求3軍團在1、5軍團的支援下迫使敵人退入贛州。爾後，毛澤東連夜奔赴贛州前綫。
毛澤東來到江口前綫指揮部時，3軍團已經解圍脫險了，與敵人隔江相望。
毛澤東到了駐地，立即參加中央局擴大會議。會上圍繞着是“撤軍”還是繼續攻城問題，開展了激烈的爭論，兩種意見相持不下。
毛澤東力主撤軍，他說：“進則攻堅不利，敵人捲土重來，我軍無迴旋餘地。我們的目的不在於進攻中心城市，而在於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把敵人調出城來聚而殲之，是對紅軍最為有利的上策。贛州已經是座孤城，這個包袱讓蔣介石背着。”
毛澤東的意見被衆人接受了。
江口會議决定：彭德懷率3軍團嚮贛江西岸出擊，稱為西路軍；毛澤東率領1、5軍團嚮閩西發展，稱為東路軍。
毛澤東指揮1、5軍團攻剋了武平、上杭、竜岩，3戰3捷。為了誘殲敵軍張貞部的主力，紅軍馬不停蹄，人不歇腳，以閃電般的速度，乘勝嚮漳州進發。
漳州是閩南的商業中心和軍事重鎮。張貞得知竜岩失守，急忙調主力師去天寶，扼守高山要隘，阻擋紅軍攻占漳州。
毛澤東來到前沿陣地，察看了地形。這一帶群山起伏，敵人在通往天寶山路兩旁的山峰上派重兵把守。擔任主攻任務的1軍團2師發起數次猛攻，未見效果。毛澤東發現左側後的高山上沒有敵人，便一面命1軍團派部隊占領那個山頭，從後面包抄敵人；一面令2師繼續從正面佯攻。
敵人在前後夾擊的情況下，很快被擊敗，左右兩翼的敵人見勢不妙，紛紛退入天寶城內。
毛澤東命5軍團插入天寶與漳州之間的要道，切斷天寶城內敵人逃嚮漳州的退路，而後命令1軍團嚮天寶城發起猛攻。
龜縮在天寶城內的敵人，已成驚弓之鳥，在1軍團的猛烈衝擊之下，沒有堅持幾十分鐘，便棄城嚮漳州方向逃竄。他們沒有料到，5軍團已在前面截斷了他們的退路。
敵軍在紅1、5軍的夾擊下做了俘虜。
漳州城裏的敵人得知天寶失守，急急忙忙點燃了彈藥庫，夾着尾巴逃跑了。紅軍進入漳州時，彈藥庫還在爆炸之中。
毛澤東在閩南完成了開闢革命根據地和籌款、籌物資任務之後，於6月轉旗嚮西，勝利回師。
毛澤東在回師途經竜岩時，聞訊西路軍的3軍團在湘贛邊區擴軍40個營，但在回師根據地時，被敵軍在南雄、烏徑、信豐一綫切斷了道路，敵人企圖在那裏圍殲3軍團。於是，朱德、毛澤東不辭勞苦，帶領東路軍長驅西進，晝夜兼程，前往增援。
東路軍經過酷暑下的長途行軍，趕到廣東的南雄縣，同陳濟棠的粵軍20個團在水口地區遭遇，進行了一場異常激烈的惡戰，將20個團的粵軍擊潰。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水口戰役。水口戰役使粵軍全部退出贛南根據地，在很長時間內不敢輕舉妄動，對於紅軍爾後的北綫作戰很有利。
8月初，中央局和紅一方面軍在興國附近的竹壩分別召開會議，通過對紅一方面軍整編和紅軍殲滅樂安、宜黃、永豐之敵的决議，會議接受周恩來的建議，任命毛澤東為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作戰指揮權屬朱德總司令和毛澤東總政治委員；在前方組織軍事最高會議，由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組成，以周恩來為主席，負責處理前方和後方的行動方針、作戰計劃。周恩來赴前綫後，蘇區中央局書記由任弼時代理。
朱德、毛澤東指揮紅一方面軍佯作嚮西行動，主力卻隱蔽地急行北上，連續行軍1星期，於8月15日抵達招攜、東韶一綫，同敵軍相持。第2天出敵不意地突然發起進攻。17日攻占樂安，20日攻剋宜黃，23日占領南豐。紅軍速戰速决，異常迅猛，連剋3城，俘敵5000餘人，繳獲了包括迫擊炮、機關槍等在內的大批武器、彈藥和物資。
這一戰役之後，紅軍撤退至東韶、洛口一帶休整，尋機再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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