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山西的煤炭行业还没有走出行政主导下的开采，还不是建立在独立的资本所有者产权之上，也就是说，不是通过市场的竞争来获得对煤炭的开采权。
煤矿产权的不明确，使山西小煤矿，地方国有煤矿，以资本渗透进来的大煤矿集团都在最大限度地索取山西的煤炭资源。他们采取什么方式开采，效率如何，对环境有多大的污染以及谁有开采权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
所有权的不确定导致煤矿资源被大量浪费，如开采10吨煤破坏的资源可能是100吨。即使那些小煤矿排污和安全达不到标准，可受利益驱动的小煤矿照样可以向国有煤矿的地盘渗透。
资源过分集中于煤炭使山西其他行业如电视、洗衣机、自行车、纺织等产业都得不到资源的支持，即使曾经有过闪光的行业现在也已全军覆没。那些倒闭留下的资源由于被债务、失业人员等困扰，私营企业也无法对这些资源进行重新配置，资源仍旧浪费着。只要煤炭市场下跌，山西的整个经济就会波动。
有了煤炭带来的利润，使政府把过多的资源集中在国有煤矿上。他们没有动力去扶持私营企业，对私营企业出台的政策也跟不上去。官员从完成煤炭的开采计划中，就能轻而易举地实现自己的政绩。对国有煤矿来说，煤炭似乎天生就属于他们的，开采不存在任何竞争，他们对出台公平竞争的政策远不如私营企业那样强烈。
躺在煤炭资源上睡大觉，无需进行制度上的创新，通过煤炭不需要支付其他成本就能实现经济增长，这是山西一些官员的思维定式。结果造成煤炭资源越容易获取，官员变革意识越落后于市场竞争，似乎将执政的目标仅仅放在煤炭产量上他们的政绩就能体现。
但他们不要忘记了，山西在向煤炭资源竭力索取财富的同时也在付出难以弥补的巨大代价，那些加入到污染中的小水泥厂、小煤矿、小造纸厂，它们获得的是自己部门的利益，损害的却是整个山西的环境。它们工厂冒出的黑烟、排出的污水，对于还被贫困笼罩的山西，是一场资源的掠夺。
这种掠夺的代价伴随的是更恶劣的生存环境。它呈现出来的恶果是，山西开采煤的地区几乎被笼罩在煤尘污染中，人们要为这种单一的煤炭开采付出更为沉重的生存代价。
山西仅每年洗煤排放的污水大约500万立方米。工业集团占用的水量最大，排出的污水也最多。一种非市场化的安排，使排污的工业集团不承担市场化的成本，他们还与当地政府形成了一种博弈，即政府要企业治理污染，就使企业的收入降低，或者企业将利润用于治理污染政府获得的财政收入就会减少。
政府在治污的选择上，会优先选择获得税收而放松对企业排污的管制，这为排污的企业找到了可乘之机。在他们的利益都实现的前提下，农民是这种污染的最直接受害者，开采煤炭不但造成他们的耕地塌陷，而且污染了他们的农田。
利益集团从煤炭的开采中获得了自己的利益，而承受塌陷及污染的农民，却不能与他们一样分享由资源开采带来的财富，他们在污染的黄土地上，不能像这些工业集团得到各种利益。
对这种后果，山西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张莲莲作了这样的计算：由于价格的扭曲，山西多年来电价总体水平相对于其他产业或自身成本而言严重偏低，特别是向外输出的电价低于中国平均电价水平，使山西每年在对省外输电的同时，经济利益大量流失。这样由煤炭转化的电力也不能为山西带来最大财富。
在1980—2000年的20年中，由于体制政策等方面原因所造成的经济损耗额约2004.25亿元，平均每年约100.2125亿元。山西能源基地仅煤炭外调而煤炭价格背离价值,便有1267.3亿元的价值被转移,年均63.365亿元。
按中国平均电价和山西电力调出价的价差计算，20年外调电力约1400亿千瓦时，有36.95亿元价值被流失，年均1.8475亿元。
每年因煤炭及其他货物积压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35亿元。20年，有700亿元价值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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