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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评论 》 讀《金瓶梅》品明朝社會 》
附 錄(2)
梅朝榮 Mei Chaorong
《金瓶梅》描繪大量的生活瑣事，對於情節的發展並無意義，卻能充分地展示了人物的性格。同時，《金瓶梅》寫人物，不是把它當作一種單純的個人天性來看待，而是同人物的生存環境、生活經歷聯繫起來。如潘金蓮就是如此，她的心理是受環境壓抑而變態的，她用邪惡的手段來奪取幸福和享受，又在這邪惡中毀滅了自己。註意多色調、立體化地刻畫人物的性格。正如魯迅所批評的那樣：《三國演義》“寫好的人，簡直一點壞處都沒有；寫不好的人，又是一點好處都沒有”（《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而在《金瓶梅》中，更多的形象就像生活中的人物一樣有善有惡，色彩斑斕。即使是對西門慶這個“混賬惡人”，也沒有作簡單化的刻畫，而是寫出了他復雜性格的多方面特點，寫出了性格的層次性，所以能夠給人以活生生的感覺。
《金瓶梅》的語言一嚮為人們所稱道。它多用“市井之常談，閨房之碎語”（欣欣子《金瓶梅詞話序》），在口語化、俚俗化方面做出了可貴的嘗試。中國古代的小說，從文言到白話是一大轉折。在長篇小說的發展中，《三國演義》是半文半白，《水滸傳》、《西遊記》在語言的通俗化、個性化方面前進了一大步，但基本上是經過加工的說書體語言。《金瓶梅》是文人創作的寫俗人俗事的小說，與之相適應的是在語言俚俗上下功夫，用的“衹是傢常口頭語，說來偏妙”（張竹坡《金瓶梅》第二十八回批語），小說又大量吸取了市民中流行的方言、行話、諺語、歇後語、俏皮話等，熔鑄成了“市井的文字”（張竹坡《金瓶梅讀法》）。作者十分善於摹寫人物的鮮活的口吻、語氣，以及人物的神態、動作，從中表現出人物的心理和個性，以具有強烈的直觀性的場景呈現在讀者面前。雖然有些地方顯得粗糙，尤其是引用詩、詞、麯時，往往與人物的身份、教養不符，但在總體上是非常有生氣的。
《金瓶梅》以其對社會現實的冷靜而深刻的揭露，對人性尤其是人性弱點清醒而深入的描繪，以其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中表現人性睏境的視角，以其塑造生動而復雜的人物形象的藝術力量，把專註傳奇性的中國古典小說引入到註重寫實性的新境界，為之開闢了一個新的發展方向。其後的《儒林外史》、《紅樓夢》就是沿着這一方向繼續發展的。
明代中葉以後，中國封建社會進入晚期。伴隨着資本主義經濟萌芽的發展，晚明的思想界也非常活躍，古老的中華大地上騰涌起了近代化的啓蒙思潮。儘管這種思潮在一定程度上仍是通過對傳統思想作新的註釋而實現的，但其對傳統思想已經有了一個重要的突破——即高揚個性，率性自然成為這一思潮的明顯特點。如無論是徐渭的“真我”，湯顯祖的“情至”，李贄的“情性”、“童心”，還是袁宏道的“性靈”說，都主張文學當抒寫作傢真實的個人情感。這一時期，晚明文人獨抒性靈的旨趣、清新鮮活的語言，無所拘礙的風格，與傳統的沉悶、壓抑形成鮮明的對照。與以前相比，無疑這意味着禁錮了一千多年的國人的思想有了新鮮的氣息。
明代進步思想傢針對程朱“存理滅欲”的封建教條，進行了十分尖銳激烈的揭露和批判，鮮明地要求維護人欲，主張男女平等，認為情欲是天道自然的規律。如李贄認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焚書》捲一《答鄧石陽》），又說“自然之性，乃自然真道學也”（《續焚書》捲三），“夫童心者，絶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心說》）。李豫亨更明確地指出“道即欲，欲即道”（《三事溯真合道章第四》）。他們從不同角度闡明情欲是天道自然的規律，認為封建等級制度是虛假的人為規範，忠孝節烈並非人的自然本性。袁宏道更進一步指出：“性之所安，殆不可強，率性而為，是為真人。”總之，他們共同認為人的自然情欲不僅是生命的動力，而且具有不可遏止的力量。生命不止，欲望不息。追求人性人欲是人的天然合理的行為，反對一切傳統觀念的束縛，這種思想有力地影響了當時一批文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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