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评论 读《金瓶梅》品明朝社会   》 附 录(2)      梅朝荣 Mei Chaorong

  《金瓶梅》描绘大量的生活琐事,对于情节的发展并无意义,却能充分地展示了人物的性格。同时,《金瓶梅》写人物,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单纯的个人天性来看待,而是同人物的生存环境、生活经历联系起来。如潘金莲就是如此,她的心理是受环境压抑而变态的,她用邪恶的手段来夺取幸福和享受,又在这邪恶中毁灭了自己。注意多色调、立体化地刻画人物的性格。正如鲁迅所批评的那样:《三国演义》“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而在《金瓶梅》中,更多的形象就像生活中的人物一样有善有恶,色彩斑斓。即使是对西门庆这个“混账恶人”,也没有作简单化的刻画,而是写出了他复杂性格的多方面特点,写出了性格的层次性,所以能够给人以活生生的感觉。
  《金瓶梅》的语言一向为人们所称道。它多用“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在口语化、俚俗化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尝试。中国古代的小说,从文言到白话是一大转折。在长篇小说的发展中,《三国演义》是半文半白,《水浒传》、《西游记》在语言的通俗化、个性化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但基本上是经过加工的说书体语言。《金瓶梅》是文人创作的写俗人俗事的小说,与之相适应的是在语言俚俗上下功夫,用的“只是家常口头语,说来偏妙”(张竹坡《金瓶梅》第二十八回批语),小说又大量吸取了市民中流行的方言、行话、谚语、歇后语、俏皮话等,熔铸成了“市井的文字”(张竹坡《金瓶梅读法》)。作者十分善于摹写人物的鲜活的口吻、语气,以及人物的神态、动作,从中表现出人物的心理和个性,以具有强烈的直观性的场景呈现在读者面前。虽然有些地方显得粗糙,尤其是引用诗、词、曲时,往往与人物的身份、教养不符,但在总体上是非常有生气的。
  《金瓶梅》以其对社会现实的冷静而深刻的揭露,对人性尤其是人性弱点清醒而深入的描绘,以其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人性困境的视角,以其塑造生动而复杂的人物形象的艺术力量,把专注传奇性的中国古典小说引入到注重写实性的新境界,为之开辟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其后的《儒林外史》、《红楼梦》就是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发展的。
  明代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晚期。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发展,晚明的思想界也非常活跃,古老的中华大地上腾涌起了近代化的启蒙思潮。尽管这种思潮在一定程度上仍是通过对传统思想作新的注释而实现的,但其对传统思想已经有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即高扬个性,率性自然成为这一思潮的明显特点。如无论是徐渭的“真我”,汤显祖的“情至”,李贽的“情性”、“童心”,还是袁宏道的“性灵”说,都主张文学当抒写作家真实的个人情感。这一时期,晚明文人独抒性灵的旨趣、清新鲜活的语言,无所拘碍的风格,与传统的沉闷、压抑形成鲜明的对照。与以前相比,无疑这意味着禁锢了一千多年的国人的思想有了新鲜的气息。
  明代进步思想家针对程朱“存理灭欲”的封建教条,进行了十分尖锐激烈的揭露和批判,鲜明地要求维护人欲,主张男女平等,认为情欲是天道自然的规律。如李贽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焚书》卷一《答邓石阳》),又说“自然之性,乃自然真道学也”(《续焚书》卷三),“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心说》)。李豫亨更明确地指出“道即欲,欲即道”(《三事溯真合道章第四》)。他们从不同角度阐明情欲是天道自然的规律,认为封建等级制度是虚假的人为规范,忠孝节烈并非人的自然本性。袁宏道更进一步指出:“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为,是为真人。”总之,他们共同认为人的自然情欲不仅是生命的动力,而且具有不可遏止的力量。生命不止,欲望不息。追求人性人欲是人的天然合理的行为,反对一切传统观念的束缚,这种思想有力地影响了当时一批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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