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条是对于现有土地者的管理办法：根据户口标准，土地盈余的农民，既不配给新田，也不令他交还旧田；土地不足的农民，依照规定补齐；有盈余的农民，可以自由出售田地。
第五条针对地方官员的田地分配：地方官可以就近根据级别配给一份公田，卸任时要把该田转交给接任的官员；严禁买卖公田。
均田制在中央政府派遣到各地的使臣的督促下，得到了比较有效的实施，从而使大量佃户重新获得土地，国家控制了充足的税收资源，社会也趋向于稳定。还有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均田制的对象不仅仅针对汉人，胡人只要符合条件，也同样可以获得土地，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整个北魏社会的农耕化。这一制度在北朝的齐、周、隋等朝被沿袭采用，并不断改进，直到唐代中后期，由于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才被废除。单单这一点，就足以让决策者冯太后名垂史册。
一年后的太和十年，第三项制度也出台了。这一次是由冯太后的宠臣、内秘书令李冲发起的改革地方组织的“三长制”。
所谓“三长”，就是指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分别选择能力强、德行高的乡人担任长官，称为邻长、里长、党长。各长负责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检查户口、征收赋役。这实际上是脱胎于汉人政权的乡党制度。我们在《纵横十六国》里也提过，十六国时期的北方豪强聚众自守，设立“坞壁”这类独特的社会单位（陈寅恪先生曾作考证，认为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影射的就是“坞壁”）。北魏的行政管理简单化，直接任命坞主为宗主，建立“宗主都护制”。结果呢，人们都在宗主的庇护下隐匿户口，以逃避赋役，严重的地方，居然出现了一户里头有三五十家的情况，这个户口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了。
有了三长制，北魏的基层组织就有了制度性的保障。与俸禄制一样，三长制的颁布也遇到了莫大的阻力，李冲上奏后，冯太后向百官一公布，满朝文武可就炸开锅了。
秘书令高祐、中书令郑羲的观点是三长制看起来很有用，其实难以推行。郑羲补充说：“如若不信，不妨试行；失败之后，就知道臣等所言不假了１
太尉拓跋丕赞成施行，认为此法若行，国家与个人都可受益。
著作郎傅思益坚持守旧，说：“民俗已久，一旦改法，恐怕会滋生祸乱１
多数大臣处于两方之间，认为时值农忙，新旧制度难以衔接，不如缓行，等到秋收之后再颁布。
李冲很不以为然，对一干大臣说：“新制度若不凑准时间，大家得不到好处，肯定会有怨言；眼下改制，正好让老百姓立即享受到实惠，认识到改制的目的。”
冯太后最终力排众意，采纳李冲的意见，果断迅速地向全民推动三长制度。不出半年，各地户口数就大量增加，豪强们不高兴了。冯太后又下令降低赋税，这可让大家开了心，反对的声音也越来越小了。
连续三年的三大制度，成为冯太后政治生涯中最值得一书的一笔。经过一系列改革，北魏的改制逐渐驶入了一条半自觉的轨道。冯太后与刚刚成长起来的孝文帝拓跋宏，又将面临什么新的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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