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耗传来，湘赣根据地军民无不哀恸。苏维埃政府修建了公略亭，将红军步兵学校命名为“公略步兵学校”，并以吉安和吉水两县的红色区域为主成立公略县。公略县成立之日，黄公略追悼大会召开。会场主席台两侧，悬挂着毛泽东所写的挽联：
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如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黄公略的事迹，是湖南人在军队中成材的一个缩影。湖南人从军，的确是改变命运的举措。在战争年代，连读书人也往往大谈打仗，形成了特殊的传统和社会风气。大批书生和布衣寒士投笔从戎，成为叱咤风云的将领。更有数十万农民放下锄头，投入军旅，由此而改变自己的命运。
曾国藩的湘军在建军之初，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一次战斗，一百人当中可以提拔三人，此后逐年增加。湘军攻克武昌一仗，就有两百多人被保举。湘军征战十二年，被提拔的人数之多可想而知。保守估计，武职三品以上的大约有三万人，三品以下的则将近四万人。他们的提升主要是论功行赏，另一类是秘密奏请朝廷对特殊人才额外提拔，朝廷驳回的不到千分之五。
这样一来，湖南人便把读书和当兵当作博取功名的捷径，就连一些科学家和文人，也和湘军套近乎，或者干脆到军中混一混，有了从军的履历，升官和办事就方便了许多。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屈尊进了湘军幕府，干脆就呆在里面做研究，一住八年，为江南制造局解决许多科技问题，还翻译了许多数学专著。华衡芳也是在湘军幕府里写出了《三角数学》和《代数术》。由于曾国藩是“桐城派古文”的重要传播人物，俞樾、吴汝纶、王闿运和王安定等文人也投奔湘军阵营。
湘军中的大官，多数是读书人。曾国藩说过，他的将领可以“朝出鏖兵，暮归讲道”。湘军是有文化的军队，区别同时代的其他军队。
晋升为朝廷封疆大吏的湘军官员，彼此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家族关系。同乡还不够亲，还沾一点亲、带一点故，才能稳靠。兄弟同伍的有江忠源、江忠义、江忠济和江忠树，有李续宜和李续宾，还有曾国藩、曾国荃、曾国葆和曾国华；亲家关系有胡林翼和罗泽南，罗泽南与曾国藩，曾国藩与刘蓉、郭蒿焘、李续宜和李元度；姻亲关系有左宗棠与胡林翼；师生关系则有罗泽南与李续宾、李续宜、王珍、蒋益澧和刘腾鸿。同乡加亲家，或者加上家族关系与师生关系，这些湖南大员在清末湘军和政坛上构成了一道道严密的关系网。
湘军将士有十三人做到了总督，还有十三人当上了巡抚。总督、巡抚是清代行省的最高长官。同治年间，全国行省十八个，一半以上行省的最高长官是从湘军出身。同治以后督抚擅权的局面，便是这样造成的。后来李鸿章的淮军也是“遍用乡人”，湘淮军便主宰了中国政坛，近代军阀割据自此开始。?
湖南人为了成材，不怕死亡，当然也不惧怕战争。湖南有头脑，在战争中便能取胜。湖湘文化的精神，把湖南人造就为军队和战争中的骄子。曾国藩的湘军，对手是顽强的太平军，两军交战，可以说是针尖对麦芒。湘军攻打九江和安庆，攻守双方打得无比惨烈，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是这两支强大军队之间最典型的战例。北伐战争，湘军在国民革命军中占有三个军，战功卓著，令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都十分眼红。抗日战争中，在平型关大捷、雁门关大捷、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和滇缅会战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战役和战斗中，湖南人的勇猛顽强和死士精神令日本人胆寒。解放战争中，湖南人在两个阵营中对垒，湖南籍的共产党人以革命的精神和智慧，摧毁了强大的对手。抗美援朝战争中，湖南人彭德怀指挥志愿军取得了把强大的敌人打到谈判桌上的胜利。
但是，湖南人并不喜欢战争，更不是好战的人群。湖湘文化有原始的野性，更有文明的基因。湖南人虽然在军事上崛起，在战争中取胜，但湖南人的军事行为，从来都是见好就收，适可而止。湖南人的精神世界里，始终弹奏着和平与发展的主调。他们知道，战争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和平能够更加持久。
曾国藩在湘军攻下太平天国的天京之后，毫无穷兵黩武的野心，马上开始裁撤湘军，而且裁撤得相当彻底，把国家的军事重任，拱手交给新兴的淮军，这就是所谓的“淮湘代兴”。左宗棠在西北的军事行动结束后，立刻命令将士放下武器，开始屯垦，建设大西北。比起打仗来，这位湘军统帅更加热衷于开发建设和洋务运动。他令人抬着他的棺材进军新疆，也只是进行军事威慑，并没有和沙俄帝国开战，而是声援曾纪泽通过外交手段收回了伊犁。毛泽东是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指挥者，但他在公开场合经常是身着便装，举止从容，这与他的对手蒋介石一身戎装、杀气腾腾的形象构成鲜明的对比。和共产主义老大哥相比，毛泽东也没有像前苏联的领袖一样，授给自己大元帅的军衔，更没有在胸口挂上一排排闪亮的勋章。
湖南人在中国近代百年的战争中龙腾虎跃，冲锋陷阵，不是因为他们爱好战争，而是因为，江山社稷的安定需要战争来维护，社会的变革和进步需要战争来推动，民族的生存需要战争来保护，国家疆土的完整需要战争来捍卫。当军人和战争完成了历史的使命，湖南人便为社会的长治久安而奋斗。
湖南人不怕战争，又热衷于致力于社会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因此，又有人将“无湘不成军”的说法，引申到“无湘不成事”、“无湘不成国”、“无湘不成史”。这主要是外省籍的史学家在谈到中国近现代史时发出的慨叹。最早鼓励湖南人的是江西人朱熹在岳麓书院说的那句话：“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接着讨好湖南人的是清廷侍读学士潘祖荫针对前线湘军说的那句话：“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谭其骧也说过：“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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