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人出题要我画画人间最美丽的图画，这肯定应是其中的一幅。
一九三八年我曾在武昌珞珈山脚住过几个月。有时被大学里的朋友邀去吃饭。席间常遇到一位教授扶着他那双目失明的夫人来赴宴。他轻轻替她搬正了椅子，扶她坐下，然后一箸箸地替她夹菜。当时也想，倘若我是个画家，把那情景画下来多美！近两年住在天坛，每晨必看到一位穿绿裤的中年人--可能是位复员军人，推了一部自己用木板钉成的轮椅，上面坐了一位下肢瘫痪的妇女。天坛的花，根据品种分作几个园子。他总是按季节把她推到月季、芍药或牡丹园里；自己麻烦些，却让这位失去行动自由的老伴儿仍能享受到鸟语花香的清福。近来在报端，时常读到男女一方因工伤事故面部灼伤或失去手足，而另一方坚守婚约的美谈，我觉得感情的深浅与无私的程度是成正比例的。这种可贵的感情只有在危急中才显得出来。
"文革"期间，颇有几对夫妻是双双自尽的。这跟大西洋沉船时一道丧生者有相同的一面，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那阵子我就偷偷买过几瓶敌敌畏，动过这种念头；幸而我有的是一位坚强的爱人。在那场浩劫中，她由于同戴红箍的顶撞，受的罪要比我深重多了，并且还尝到了皮肉之苦。然而一个从不在乎营养的她，在牛棚里却通过看守人向家里索起多种维他命丸。一经发觉我那种怯懦的企图，她就断然制止。第一，她反问我："咱们没有犯罪，凭什么死？"第二，她相信物极必反，恶者必不得好下场。她要我同她一道看看历史将会为歹徒做出怎样的结论。
土建的地基靠钢筋水泥，感情的基础靠工作和患难共处。有人说地下党伪装夫妻的同志不许真地发生感情，我不信。再也没有比在敌人刀光下并肩作战的战友更容易建立起感情的了！今天，倘若一位青年发明家在工作中受到挫折，而一位女同志在斗争中，冒了风险挺身出来支持他，鼓励他，他们最终成为夫妻，我认为不但是极其自然的，而且基础必然是深厚的。这里不存在什么"甜蜜的折磨"，而是信任尊重，对党、对国家、对"四化"共同的忠诚。这样的爱情会给予生命以力量和意义。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筑起来的巨厦，将经得起台风、旋风、龙卷风以至里氏八级的地震。
一九八○年十二月
在十字架的阴影下
1979 年访美归来，我接到美国汉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路易斯 • 罗宾逊（Lewis Robinson) 的来函，说他正在研究我早期所写的揭露教会学校黑暗面的小说，问我在几十年之后，对于基督教在态度上有无改变；如有，是哪些改变。我记得当时在回信中曾说，小说是生活的反映。我揭露并反对的是二十年代的强迫性信仰，以及宗教和帝国主义的关系，但不反对宗教本身。我尊敬耶稣这位被压迫民族的领袖，也珍视《圣经》以及基督的一生在西方文化史、艺术史上的重要性。我拥护信仰自由，因而没有理由去反对基督教或任何宗教。如今，中国的基督教"三自化"了，情形就大不相同。然而我经历的却是六十多年前的教会学校。那时《圣经》要一章章地死背，背不下来要挨罚。祈祷时有人监视闭不闭眼。那时，教会及其附设的学校和医院，实权都由外国牧师掌握，因而就出现伪善吃教者。几十年后事过境迁，个人恩怨自然已淡化。然而重读旧作，我认为自己还是忠实于亲身的观察和感受的。
1988 年，这位汉学家从美国加州给我寄来了一本书。书名是：《两刃剑--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Lewis Robinson：DoubleedgedSword：Christianity and 20th Century Chinese Fiction)。书中除了探讨冰心、许地山、郭沫若、郁达夫和李健吾等作家的早期作品中有关基督教的部分之外，还有一章的标题是 ："萧乾 ：一位反基督教作家"。在这一章里，他着重分析了我的四个短篇（《皈依》、《昙》、《鹏程》和《参商》)，追溯并评述了我对基督教的反感。从全文的大量引句来看，作者曾下功夫仔细咀嚼过那四篇小说。我认为他是以学者的态度就作品本身来客观地进行分析，并未板起卫道者的面孔。然而读完之后，我又觉得他主要是（也只能是 ) 就作品谈作品，并不了解早年教会学校一方面曾给过我工读的机会，但对我幼小的心灵也曾怎样摧残和打击过。三十年代我那样勾勒徐志棠和王志翔之流的嘴脸，也许有失忠厚，然而那类角色我确实见过不少。多年后，他们还偶尔出现在我的梦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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