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丸”本是宫廷中特制的一种春药。当年道士陶仲文因献“红丸”有功，受宠于嘉靖皇帝，一跃而成为朝廷显贵。朱常洛身体本不强健，此番又与这些女人淫乐，可他并不节制自己，一天夜里，为了寻求刺激，朱常洛服了一粒“红丸”，结果，狂躁不已，狂笑不止，精神极度亢奋。此时，原郑贵妃宫中的内医崔文升入诊帝疾，他本应用培元固本之药，却反用去热通利之药，使泰昌帝腹泻不止，委顿不堪。重臣杨涟上书，指责崔文升误用泻药。崔文升反驳说并非误用，而是皇帝用了“红丸”造成病重。
病危之中的朱常洛，仍不忘服用“红丸”，鸿胪寺丞李可灼当即进了颗红色丸药，朱常洛初服一丸，四肢和暖，思进饮食。晚上，朱常洛又要求再服一丸，李可灼又进了一颗红色丸药。结果，不大一会儿，皇上就手捂心口，瞪着两眼，挣扎几下，一命呜呼了。
大臣们联想到梃击案以来的风波，不禁疑窦丛生，所谓“张差之棍不灵，则投以丽色之钊；崔文升之泄不逮，则促以李可灼之丸”，这一系列事件岂非正是有目的地陷害皇帝吗！继泰昌帝而后新登极的天启皇帝朱由校迫于舆论压力，罢免没有尽力阻止李可灼进药的内阁首辅方从哲，将崔文升发配南京，李可灼充军，此案草草收场。但泰昌帝之死究系何因，始终未解，“红丸案”成为明宫疑案之一。
除了春药、房中术之外，还有春宫图，春宫图是描绘男女性爱生活、特别是各种性交姿态的图画，由于它最初产生于帝王的宫室，描写春宵宫闱之事，所以称为春宫。
沈德符的《敝帚斋余谈》中有一段阐述了春宫画的起源：
春画之起，当始于汉广川王画男女交接状于屋，召诸父姐妹饮，令仰视画。及齐后废帝于潘妃诸阁壁，图男女私亵之状。至隋炀帝乌铜屏，白昼与宫人戏，影俱入其中。唐高宗“镜殿”成，刘仁轨惊下殿，谓一时乃有数天子。至武后时，遂用（镜殿）以宣淫。
其实，春宫图并不是以宣淫为目的，而是具有激发性欲的功能。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感觉器官实现性刺激。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起到性教育的功能，即作为性学书籍的插图来昭示人们。在汉时以春宫画给新娘做嫁妆，以指导夫妻性生活，这被称为“女儿图”、“枕边书”或“嫁妆画”，这在后世的民间也有流传。另外，古时候，人们还认为春宫图有辟邪的功能，就跟“避火图”的功能差不多。很明显，后人不能狭隘地理解春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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