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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文学观念中的清美意识
张海鸥 Zhang Haiou
清是苏轼非常钟爱的审美理念,他在评论人、事或文学艺术时,频繁地使用这一词汇。检索《苏东坡全集》及《东坡乐府》、《东坡志林》、《仇池笔记》[1]等,清字凡千余见,皆为褒意,无一贬语。其中属名称者八十余见,余皆为形容词。形容自然物象四百余次;形容世事人情四百余次;形容文学艺术一百二十余次。在苏轼赞美文艺的常用词汇中,清是使用率最高的概念之一,它就像审美殿堂里的一个“族长”,统领起“清族”一类。如“清诗绝俗,甚典而丽”、“其诗清且敦”、“清诗健笔”、“清厚静深”、“清深温丽”、“子诗如清风”、“中有清圆句”、“三诗皆清妙”、“老健清熟”、“诗句清绝”、“出语便清警”、 “诗语尤清壮”、“其文清和妙丽”、“诗思转清激”、“清远雄丽”、“文行两清醇”、“清婉雅奥”、“新诗清绝”、“词格清美”、“辞旨清婉”、“词亦清丽”、“清诗数篇,高妙绝俗”、“清雄绝俗之文”、“作诗清远如画工”、“清新婉丽”等[2]。
那么,清在苏轼的文学观念中,到底有哪些具体的文化内涵和艺术旨趣呢?
一、前宋文化中的清美传统
谈苏轼的清美意识,有必要先对前宋文化中以清为美的传统进行简要的检讨。
作为认知主体对客体某种品质的确认,清最早是一种视觉感受,是人对某种具象的透明度、纯净度的理解和赞美性表述。首先是指水的品质。如《诗·郑风·溱洧》:“溱与洧,浏其清矣”。液态的酒也用清形容,如《诗·小雅·信南山》:“祭以清酒”。
用清形容空气,如《淮南子》:“天清地定,毒兽不作,飞鸟不骇。”由水质到气质,清的含义向抽象拓展,并逐渐有了人格化、哲理化意味。如《孟子·离娄上》:“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孙奭疏解以为:清与浊隐喻人生之贵、贱两种境界。
在古典哲学中,清与浊是对举的范畴,一般并无褒贬之意,只是表述对立与统一、存在与变化的关系。如《庄子·天运》:“一清一浊,阴阳调合”。《左传》昭公二十年:“清浊、大小……以相济也。”《淮南子》:“浊而徐清。”
但作为审美评价范畴,清与浊则美丑分明,尤其用于对人或事的评价。
以清形容人之形貌,如《诗·齐风·猗嗟》:“猗嗟名兮,美目清兮。……猗嗟娈兮,清扬婉兮” 、《诗·郑风·野有蔓草》:“有美一人,婉如清扬”。
以清论人,状其品格操守、精神气质。如《 孟子·万章下》列举四种类型的圣人:“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后三种圣人皆与伯夷有异。 “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圣之清者”伯夷在后世文化中成为一种清人的原型。
东汉后期及三国时期一大批清流人物,又与伯夷不同。他们不像伯夷那样有所不为,而是积极地以清名、清望、清节入仕干政,做清白之官,行清廉之政,务求以清涤世,有所作为。如汉末政界清流之典范李膺、陈蕃、王畅,太学清议领袖郭林宗、贾伟节,三国魏徐宣、陈群等。这些人“有清世志”,“忠清直亮”,“简练清高”,“清雅特立,不拘世俗”,“有清流雅望”[3]。
伯夷是自清,汉魏清流进而清世。清既是他们所珍重的品格操守,又是生命价值理想。魏刘邵《人物志·八观》(四库本)称赞这种人“骨直气清则休名生焉,气清力劲则烈名生焉”。正直刚烈是这些清流人物所侧重追求的品格。
然而当清世之志受挫之后,晋代的清士又返而自清了。如 阮咸“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王羲之“风骨清举”[4]等。
魏晋以还,清的人格含义日益丰富,凡心无贪欲、清高守志、正直廉洁、率真自然、淡泊高雅、不坠俗浊、以及博学明辨、谈吐优雅等等,皆可谓之清。
以清论政,一般是指皇室圣明,官吏清廉、政治昌明,是非分明,社会安定、公平等。如《诗·大雅·大明》:“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后汉书·范滂传》:“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古人有时以清自况,如清贫、清寒、清瘦、冷清、凄清、清苦等,其用意或自伤或自嘲或自谦或无奈,并无贬意,有时甚至有暗示清高孤傲之意。
作为文学艺术的一个美感范畴,清表示一种极高的审美佳境,它是古代文艺美学中一个主流性审美母题。近年不断有学者论及此话题。这里试从体格、意境、文辞三方面辨析。
庄重清雅的文体格调,主要指祭颂类诗文。这类文字通常的意旨是“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文赋》)。如《诗·大雅·蒸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文心雕龙·颂赞》:“颂唯典雅,辞必清烁”。又《诔碑》:“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文选·序》:“铭则序事清润”。刘善经《四声指归》[5]:“文体各异……语清典,则铭赞居其极……敷演情志,宣照德音,植义必明,结言唯正,清典之谓也。”
高远澄明的意境,主要属于远仕途而近自然的作品。阮籍《清思赋》云:“夫清虚寥廓,则神物来集;飘飖恍惚,则洞幽贯冥;冰心玉质,则激洁思存;恬淡无欲,则泰志适情”。 孟浩然诗素有清誉,因为他写出了自然之清境和审美主体对自然的清赏。李白《赠孟浩然》:“徒此揖清芬”。杜甫《解闷十二首》其七:“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
古人认为有清境的诗主要得之于自然,韦应物《休暇日访王侍御不遇》云:“怪来诗思清入骨,门对寒流雪满山”。白居易《题浔阳楼》云:“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又怪韦苏州,诗情亦清闲。今朝登此楼,有以知其然。大江寒见底,匡山青倚天。清夜湓浦月,平旦庐峰烟。清辉与灵气,日夕供文篇”。司空徒《诗品·清奇》云:“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满竹,隔溪渔舟。可人如玉,步屧寻幽。载瞻载止,空碧悠悠。神出古异,澹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气之秋”。他在其它各品中又七次使用清字:“气清”、“清钟”、“清酒”、“清露”、“清涧”、“清风”、“清真”,多指人对自然的审美感受。总之,从诗人到理论家,都认为自然是清诗的主要来源。
清丽雅洁的话语。从前人的评论看,所谓诗语之清,首先是指文辞之美丽,即“清丽”、“清绮”之类。如《文心雕龙·定势》:“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又《明诗》:“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隋书·文学传序》:“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这里说的丽和绮,显然都是强调诗语之美。其次指修辞之自然,即“清淡”、“清洁”之类。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审美理想即属此类。晚唐诗僧齐己《风骚旨格·诗有十体》:“八曰清洁。诗曰:大雪路亦宿,深山水也斋”。第三指造语新颖不俗,即“清新”、“清奇”之类。杜甫《春日忆李白》诗云“清新庾开府。”明杨慎《升庵诗话》卷九云:“杜工部称庾开府曰‘清新’,清者,流丽而不浊滞;新者,创见而不陈腐也。”韦庄《题许浑诗卷》:“江南才子许浑诗,字字清新句句奇”。第四指话语简明省净,如《世说新语》〈文学〉〈赏誉〉等篇以“清通”“简要”评人凡五例,均有话语简明省净之意。其中四次用为近义词,指某人清通,某人简约;一次合一使用:“南人学问,清通简要”。又如陶渊明被后世公认为清诗人,钟嵘《诗品》即以“文体省净”品评之。又如杜甫《秋日夔州咏怀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以“阴何尚清省”评论阴铿和何逊。
苏轼接受前代文化中尚清远浊的观念,在自己的文学艺术活动中追求清美品味,并对很多诗人和文学艺术作品予以清誉。在他的审美观照中,清是一种生存形态,是一种精神形态,是一种话语形态。以下分别论之。
二、清人清境——苏轼清美意识之一义
苏轼所论之清,有时指人的生存形态——清人清境。
他所赞赏的清人,主要是在野的士人,有隐士、方外之士、居士[6]、致仕之士等;其次是少数虽在仕途但却超脱世俗的高雅旷逸之士。
苏轼秉承传统文化中“隐逸清流”的观念,认为陶渊明、林逋等隐士是清人(下详)。方外的士人中也多有清人。如苏州定慧长老守钦“清逸超绝,语有灿、忍之通,而诗无岛、可之寒”;成都宝月大师唯简“博学通古今,善为诗”,“清亮敏达”;眉山道士陆唯忠“神清而骨寒”,诗工且清;钱塘海月大师“清通雅正”;参寥“道人胸中水镜清……空阶夜雨自清绝” 等。苏轼觉得这些人“见之自清凉,洗尽烦恼毒”[7]。
闲居士人之脱俗者也被苏轼称为清人,如王巩(定国),自号清虚居士,是苏轼的崇拜者、好朋友。他出身于官宦人家,并非绝意仕途之人。然据苏轼的描述,他是一位淡漠名利、超脱凡俗、清高潇洒的性情中人。苏轼《王巩清虚堂》诗:“清虚堂里王居士,闭眼观身如止水。”又《次韵答王巩》诗:“我有方外客,颜如琼之英。十年尘土窟,一寸冰雪清 ”。又《王定国真赞》:“温然而泽者,道人之余也;凛然而清者,诗人之癯也”[8]。苏轼诗文中还有很多描述王定国清高洒脱的文字。
致仕的士人,也有被苏轼称为清人者。王安石退居金陵,苏轼《次荆公韵四绝》云:“青李扶疏禽自来,清真逸少手亲栽” [9]。逸少是王羲之的字,李白《王逸少》诗云:“右军本清真,潇洒在风尘”。苏轼此诗以王羲之比王安石,赞其清真。同诗又云:“甲第非真有,闲花亦偶栽。聊为清净供,却对道人开”。把这位致仕的前辈赞许为清净的方外之士。
苏轼曾以“一饭未尝忘君”评价杜甫,但他认为在野的老杜也颇有清趣。《书子美黄四娘诗》:“此诗虽不佳,可以见子美清狂野逸之态,故仆喜书之” [10]。
苏轼认为清是一种品质,不论在朝在野,只要天性清纯脱俗,都不妨作个清人。比如当时的艺术家文与可、米芾,都被苏轼视为清人[11]。
苏轼以清许人,亦复自许。他认为自己和弟弟苏辙天性就是清人:《初别子由》云:“我少知子由,天资和而清”。元丰七年所作《别子由三首兼别迟》其二,想像将来自己与子由“茅轩照水”相邻而居,“两翁相对清如鹄”。苏轼称扬陶渊明“清真”,又自言“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我欲作九原,独与渊明归”[12]。
综观苏轼所誉之清人,虽与传统清人相类, 但他更着重于疏远仕事,自然真率、高雅绝俗、纯净淡泊、洒脱旷放、通达狂逸等偏向自由的、个性化的品质, 而很少有汉、魏清流那种以清为政的意思。
尽管这样的清人也可能寄身于仕宦之途,但最适合他们生存的乐土无疑是江山风月之间,田野林泉之所,总之是没有羁累的清境。
对于清诗人来说,山清水秀的自然不仅是自由生存的天地,而且是创作清诗的最佳情境和最主要的题材来源。刘勰提出“江山之助”论[13],深得后人认可。苏轼虽不曾讲“江山之助”,但他论及清人清诗,基本都与自然环境和自然题材相关。
在苏轼看来,自然之清境有助于创作主体滤除尘俗杂念,进入良好的创作境界。《送参寥师》诗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这与刘勰说的“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神思》)同理。苏轼把佛教“住心静观”(《坛经》)和庄子“清而容物”的理念发挥于诗学,认为“空且静”是优良的创作情境。在这样的情境中,创作者容易更好地体会生命形态的纯真和自由,获得一种身心闲静而意趣旷远的创作美感和灵感。《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云:“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苏轼认为隐士、僧道之士、居士之类诗人最有清诗,因为他们最近于清景。《僧惠勤初罢僧职》诗云:“新诗如洗出,不受外垢蒙。清风入齿牙,出语如松风。……非诗能穷人,穷者诗乃工。此语信不妄,吾闻诸醉翁”[14]。
“穷者诗乃工”是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的诗学命题[15]。苏轼引述“醉翁”此语,是因为他的清景清诗论与穷而后工论有内在联系——穷而清处,清处而有清诗。《九日次定国韵一首》“清诗出穷愁”[16],亦即此意。
穷固然不是诗工或清的唯一原因,但士之穷者和达者相比,穷者无疑更清高、清真,更能写出清美之作。穷或许是出于无奈,但文学艺术之清美,却是作家们自愿的追求。
现存苏轼诗文中有四百余处用清字描写自然之清景,而他得之于自然的清美体验远不止此。清景当然不等于清诗,但却是清诗最主要的创作情境和题材。他最欣赏的清诗,如陶渊明、王维、林逋等人的诗作,多是得于自然之作。
三、清神清趣——苏轼清美意识之二义
得于自然之作,未必都具有清美。《文心雕龙·风骨》:“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 逆言之:清作须有清美精神。苏轼称誉清人清作,以及自己的创作,都表现出对清美精神的偏爱和追求。这也反映了宋代士人尚清鄙俗的精神。苏轼所偏爱的清美精神,是一种悠长丰厚的文人情趣,是一种倾向于自由的生命情趣,是一种尚雅避俗的艺术意趣。它与苏轼文化性格和艺术品格中久已受人关注的狂放、旷达、飘逸、闲适等特征,同属于偏向自由的精神品类。以下试从清真意趣、清闲情趣、清雅志趣三个层面探讨这种清美精神。
清真意趣最得于自然。相对于人事之浊与伪而言,自然是清明真实的。苏轼说:“盖
尝论天人之辨,以谓人无所不至,唯天不容伪”。人无所不至,当然包括作伪。“口耳固多伪”。“人间本儿戏,颠倒略似兹”[17]。天即自然,苏轼这种观念出自道家哲学。《老子》25章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为什么要“法自然”呢?老子没有解释。庄子从自然与真的关系中有所解释,《渔父》云:“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田子方》称赞东郭顺子:“其为人也真,人貌而天虚,缘而葆真,清而容物”。人之清与真,皆受于天。东郭顺子其实就是庄子心目中原生态的自然人,他的“葆真”、“清而容物”,就是自然的品质。宋初隐士魏野在其《疑山石泉并序》中对自然之清流发出“至清无隐”[18]的赞美。至清无隐是人类生命美学中一个普遍的、永恒的命题。苏轼认为人在清境中,容易激发天真的意趣:“雪斋清境,发于梦想,此间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饮村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 [19]。
至清无隐的清境和旷然天真的意趣是创作文学清品的必要条件。苏轼认为陶渊明是善处清境,富于真趣的诗人。他评陶的一个重要的审美视点就是“渊明独清真”。在《书李简夫诗集后》中说陶渊明“古今贤之,贵其真也”[20]。
所谓渊明之真,有真实、天真、率真之意,有时又有真谛妙理之意。如《渊明无弦琴》“旧说渊明不知音,蓄无弦琴以寄意……渊明自云‘和以七弦’,岂得不知音?当是有琴而弦弊坏,不复更张,但抚弄以寄意,如此为得其真”[21]。
林逋也是被苏轼称誉的清诗人,他在生活中是隐逸清流,在诗中也表现出对清真人生和清真山水的特别偏爱。我统计过他全部诗中最具有主体审美意味的8个字:清、静、悠、闲、孤、独、深、疏,其中“清”字出现频率最高,或修饰自然物象,或形容人事,其主要含义是纯粹、洁净、明彻,无伪。他自称是借“泓澄冷泉色,写我清旷心”。 “掉臂何妨入隐沦,高贤应总贵全真” [22]。自然之清真和隐士精神之清真融洽为一。
在苏轼的表述中,清真不只是自然意趣和生活情趣,有时还含有遗世独立的生命意趣。苏轼称誉的清人都具有尚清远浊,葆真独立的品格。“童子引清泉,矫首独傲世”,“孤棹入清流,乘化欲安命”。这种人生意趣主要得之于道家。苏轼对老、庄长怀景仰之心:“博大古真人,老聃关尹喜。独立万物表,长生乃余事”[23]。
苏轼还常用“清净”一词,与清真近义。苏集中“清净”约三十余见,多与佛教相关。如《黄州安国寺记》自言谪黄之际的精神状态:“归诚佛僧,求一洗之……焚香默坐,深自省察,……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过大庾岭》言南迁心态:“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过岭寄子由三首》:“赖有祖师清净水,尘埃一洗落骖骖”。《书楞伽经后》:“张公安道以广大心,得清净觉”[24]。
在佛教术语中,清净指离恶行之过失,离烦恼之垢染。佛教徒苦修身语意三业,修成清净心,往生无五浊垢染之清净土。《维摩诘经》云:“菩萨欲使佛国清净,当以净意作如应行……若人意清净者,便自见诸佛佛国清净”。中国佛教有净土宗,自东晋慧远起,到宋代,“净土信仰已经遍及佛教各派”[25]。净土宗劝人往生西方净土。而略后于净土宗的禅宗,则倡导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坛经》六祖慧能云:“悟者自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 《大珠禅师语录》卷下慧海云:“若心清净,所在之处皆为净土”。苏轼通晓佛学,他所说的清净,常有借佛教清净之说,消解俗生烦恼之意[26]。
无论是自然清净、佛门清净还是唯心清净,就审美范畴而言,都具有清真美的意味,都有利于创作文学清品。
清闲之趣得之于疏离仕途的自由生活。对于热衷世事者,清闲意味着失意、冷落、孤寂、无聊。但对在野的清流士子,清闲则是自由,潇洒。庄子把仕途称为“羁”,认为那里有君对臣的役使甚至杀戮,有名利权势对心灵的奴役。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列举仕途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 陶渊明把仕途比作尘网、鱼池、樊笼。
苏轼对仕途之险恶和不自由的认识与他们一样。略不同的是,他的在野多半是被迫的。不过,自由又正是他天性之所好。像大多数士子一样,他在闲居之际,尽情地享受自由,仔细地寻觅清闲的美感,以弥补仕途的失落感。失落其实也是一种解脱,人在仕途的劳累、烦恼、“羁”、“必不堪者”、“甚不可者”,都随着官职的失落而解脱了许多,生命的自由时空也就增加了许多。对苏轼这样热爱自由的人,清闲绝不会使他觉得空虚无聊,而只会大大丰富他的审美意趣。他在“寒窗冷砚冰生水”的清贫岁月中,却能感受到“列屋闲居清且美”[27]。那么具体说来,闲居生活有哪些“清且美”的意趣呢?
清游清赏,清谈清饮,清卧清睡,都是清闲生活中的清美意趣。古人记述这种心得的著述很多,比如宋林洪《山家清事》之类的书,就是专门记载闲居清趣的。明清人所撰此类书更多。苏轼没写过这类专著,但他却随笔记述了自己谪居野处的诸种清闲意趣。“清游得三昧”、“油然独酌卧清虚”、 “睡味清且熟”、“对月酣歌美清夜”、“且及清闲同笑乐”。他也赞赏朋友的清闲之作,如《答毛泽民七首》之一:“今时为文者至多,可喜者亦众,然求如足下闲暇自得清美可口者,实少也”[28]。
清静,也是苏轼表述清闲意趣的概念之一。他认为“治道贵清静”,“古来静治得清闲”。 他提倡“默清静以无为”[29]。清是清除俗念,静是静心悟道。道家主张虚静无为,“致虚极,守静笃”,“无欲以静”,“清静为天下正”,“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30]。释家也主静,《圆觉经》云:“诸菩萨取极静,由静力故,永断烦恼”。这是一种以静去欲,离尘葆真,远离烦恼,享受清闲的自由哲学。
苏轼在谪居的清苦生活中,用智慧营造起自由精神的殿堂,为后人存放下丰富的“清且美”的体验。比如《超然台记》的游于物外之乐,《记承天寺夜游》的月夜闲情,《前赤壁赋》的舟眠不知晓,《儋耳夜书》的清夜微笑,《清远舟中寄耘老》的“笑倚清流数鬓丝”等等。他兼融佛、道,主张“任性逍遥,随缘旷放”,“我适物自闲”[31]。
与清真和清闲之趣相比,清雅的志趣是自由士人更为实在的生命价值内涵。雅是文化人的标志。达者优雅,穷者清雅。不论是否自愿,士人疏离了仕途,也就与世事俗务拉开了距离,而与文学艺术、读书治学走得更近了,因为这是他们充实生活、安顿心灵的最佳途径。《文心雕龙·养气》云:“吐呐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常弄闲于才锋,贾余于文勇……斯亦卫气之一方也”。苏轼在闲居清处之际,与书香墨趣相伴,清中求雅,雅以葆清,以此提升生命的文化价值和审美品味。
数度迁谪,他常以自慰的是“尚有读书清净业”。“师渊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新诗”。“琴书乐三径,老矣亦何求”。他在晚年《自题金山画像》诗中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32]。这或许是悲凉的自嘲,不过谪居黄、惠、儋州的清苦岁月,倒正是他平生学术、文学、艺术事业的丰收期。他喜欢和朋友雅集,品茗清谈,琴棋书画,饮酒听歌,登临赋诗,月夜散步,以激发创作灵感。他自言平生曲、酒、棋三不如人,其实即使在这些“不如人”处,他的清兴雅趣也是常人莫及的。在休闲娱乐中蕴酿文化产品,这是清雅文人与无聊俗子最大的区别。
在对以清为美的传统进行检讨时,有一点引起我特别的注意:唐以前多以清浊对举,从宋人起,则多以清俗对举。比如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等,皆无清俗对举之例。又如《世说新语》常以清誉人,其中〈赏誉〉篇清字最多,共二十八见,〈品藻〉、〈文学〉两篇中清字各十见,此四十八例清字构成三十四种用法:清言(8例)、清通(5例)、清析、清风、资清、清真、清伦、清微、清选、才清(2例)、清远、清流、清峙、清中、清论、清士、清令(3例)清贵、清鉴、清畅、章清太出、清和、清婉、清疏、清露、清辞、清醇、清贞、清蔚、清易、清便、肤清、谢公清于无奕、清悟。却无一清俗并举之意。唐人以清与俗对举的情况也不多见。
宋人多以清俗对举。如王禹偁《潘阆咏潮图赞并序》称赞潘“清气未尽,奇人继生……趣尚自远,交游不群,松无俗姿,鹤有仙格”[33]。旧题梅尧臣《续金针诗格》第六条《诗有五忌》云:“二曰字俗则诗不清”[34]。 黄庭坚有许多反俗之论,其中以清与俗对举者,如《书嵇叔夜诗与侄榎》[35] “叔夜此诗豪壮清丽,无一点俗尘矣。凡学作诗者,不可不成诵在心,想见其人,虽沉于世故者暂,而揽其余芳,便可扑去面上之三斗俗尘矣。”苏轼以清俗对举如《书林逋诗后》“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由俗”。《祭张子野文》:“清诗绝俗,甚典而丽”。《与米元章九首》其一:“清雄绝俗之文”。《答钱济明三首》“清诗数篇,高妙绝俗”[36]。
此后明清人言清通常与俗对举。如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云:“诗最可贵者清”。“格不清则凡,调不清则冗,思不清则俗。清者,超尘绝俗之谓”。吴文溥《南野堂笔记》卷一:“不清则俗,俗则不可医”。石涛《石涛画语录·脱俗章》:“俗不溅清……俗除清至也”。
宋人以清与俗对举,是从雅俗、清浊这两对审美范畴演变而来。清与雅近义,前人多并举以言诗人或诗文。如《诗品》评鲍照:“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又评谢庄:“希逸诗,气候清雅不逮于范、袁,然兴属闲长,良无鄙促也”。《文心雕龙》:“表体多包,情伪屡迁,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章表〉)。“士龙思劣,而雅好清省” (〈熔裁〉)。《世说新语》中也有“清远雅正”的用例。浊与俗近义,皆属贬义。浊字本指自然物态,俗字则专指世事人情。故言人事之清,俗字便渐渐取代了浊字。
四、清辞清语——苏轼清美意识之三义
清是一种风格,是一种风神韵致,在文学作品中,须通过具体的话语形态来体现,如作品的意象、词语、修辞、意境等等。对接收者来说,清是一种模糊的、综合的、比较抽象而又极富于包容性的审美直觉。比如胡应麟曾对前代清诗人同中有异的诗风作过如下分辨:“靖节清而远,康乐清而丽,曲江清而澹,浩然清而旷,常建清而僻,王维清而秀,储光羲清而适,韦应物清而润,柳子厚清而峭,徐昌谷清而朗,高子业清而婉”[37]。分辨得如此细微而且丰富,仍然是模糊的直觉。
苏轼不曾像现代人写论文一样条分缕析地解说某人的作品到底怎么个清法。他只是在评价诗人诗作时,使用清字以及清族词汇。因此,我们必须从他称赞过的清作入手,具体看看他称之为清的文学话语形态是什么样的。
前代诗人最得苏轼清誉的是陶渊明、王维、柳宗元[38]。从陶、王、柳之作中列举清美之篇甚易,兹不赘。宋代作家作品曾得苏轼清誉的,近四十家[39],以下择要检讨之。
苏轼《祭张子野文》称张先“清诗绝俗,甚典而丽” [40]。祭颂之文难免过誉,然据今存张先诗二十九首[41]看,此评语还是切中特点的。仅以苏轼《题张子野诗集后》称为“诗笔老妙”[42]的《华州西溪》诗和《四库提要》认为“稍可观”的《吴江》诗为例:
华州西溪
积水涵虚上下清,几家门静岸痕平。浮萍破处见山影,小艇归时闻棹声。
入郭僧寻尘里去,过桥人似鉴中行。已凭暂雨添秋色,莫放修林碍月生。
吴江
春后银鱼霜后鲈,远人曾到合思吴。欲图江色不上笔,静觅鸟声深在芦。
落日未昏闻市散,青天都净见山孤。桥南水涨虹垂影,清夜澄光照太湖。
《四库提要》评二诗颔联皆有“纤巧之病”,中肯。然此二诗确亦可当苏轼之清誉。
苏轼有关文同的诗文有十七篇,写出一位清高绝俗的艺术家形象。《送文与可出守陵州》[43]云:“清诗健笔何足数,逍遥齐物追庄周”。《祭文与可》云:“孰能为诗与楚词如与可之婉而清乎?”《全宋诗》册八收文同诗二十卷,无“楚辞”。《四库提要》言其诗“驰骤于黄、陈、晁、张之间,未尝不颉颃上下也”。 其诗应酬之作甚少,多为抒情写景之什,的确清趣盎然。如《咏莺》:
避雨竹间点点,迎风柳下翩翩。静依寒蓼如画,独立晴沙可怜。
《娱书堂诗话》评此诗“清拔可喜”[44]。又如《早晴至报恩山寺》:
山石巉巉磴道微,拂松穿竹露沾衣。烟开远水双鸥落,日照高林一雉飞。
此诗清新明丽,《宋诗钞》及钱钟书《宋诗选注》等诸多选本皆选录。文同虽自号笑笑居士,但入仕后一直为官,不曾闲居。其在仕途亦不失文人清趣,如《北斋雨后》:
小庭幽圃绝清佳,爱此常教放吏衙。雨后双禽来占竹,秋深一蝶下寻花。
唤人扫壁开吴画,留客临轩试越茶。野兴渐多公事少,宛如当日在山家。
陈衍《宋诗精华录》评其“‘占’字‘寻’字下得切。”读这些诗,略可领会苏轼“婉而清”的涵义。钱钟书注意到文同诗与画相融的特点:“在诗里描摹天然风景,常跟绘画联结起来,为中国的写景文学添了一种手法……在他以后,这就成为中国写景诗文里的惯技,西洋要到十八世纪才有类似的例子”[45]。苏轼曾有“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46]之论。从自然风景——风景诗——风景画的关系中,约略也能体会苏轼所谓“清而婉”的意味。
苏轼《晁君成诗集引》:“君之诗清厚静深,如其为人,而每篇辄出新意奇语,宜为人所共爱”[47]。晁君成名端友,是晁补之的父亲,《宋史·艺文志》著录《晁端友诗》十卷,钱钟书《宋诗选注》言其“遗集共收了三百六十首诗,现在已经散失了”(未言何据)。《全宋诗》册十一存其诗一卷共七首,篇篇皆如苏轼所评。如《宿济州西门外旅馆》:
寒林残日欲栖乌,壁里青灯乍有无。小雨愔愔人假寐,卧听疲马齧残刍。
苏轼《戏用晁补之韵》[48]云:“昔我尝陪醉翁醉,今君但吟诗老诗。清诗咀嚼那得饮,瘦竹潇洒令人饥”。此“诗老”、“清诗”何谓?查《全宋诗》册十九晁补之诗二十二卷,未见与苏诗同韵之诗。孔校《苏轼诗集》卷二十九王注引次公曰:“醉翁,欧阳永叔也。诗老,梅圣俞也。”不知次公何据。欧阳修曾自称醉翁,梅尧臣亦有诗老之誉。然“醉翁”、“诗老”之谓,并非欧、梅之专称。据诗意推测,疑此“醉翁”、“诗老”可能皆指晁君成,补之所吟之“诗老诗” 、“清诗”,或即乃翁之诗。
苏轼《新渡寺席上……送欧阳叔弼……叔弼但袖手旁睨而已。临别,忽出一篇,颇有渊明风致,坐皆惊叹》[49]称赞欧阳叔弼:“子诗如清风”、“中有清圆句”。欧“忽出”之诗已无存,《全宋诗》册十八仅存其《奉借子进接蓠》诗云:
奉借山公旧接蓠,最宜筇杖与荷衣。习家池上花初盛,醉后多应倒载归。
此诗效魏晋风度,确有清气。
苏轼对释道潜(号参寥子)诗数加清誉。《与参寥子二十一首》其一:“三诗皆清妙”。其二:“见寄数诗及近编诗集……笔力愈老健清熟”[50]。《与文与可十一首》其十[51]:“参寥……诗句清绝,可与林逋相上下。”《送参寥师》[52]:“新诗如玉屑,出语便清警。”《全宋诗》册十六收道潜诗十二卷600首。未知苏轼所云“三诗”、“数诗及近编诗”、“新诗”之具体所指,但“清妙”、“清熟”、“清绝”、“清警”等评价,都以清为前提,可知苏轼之特别推重。参寥与林逋,一僧一隐,皆优游于山水林泉之士,同是清人处清境,其诗均得苏子“清绝”之誉。那么,两人的诗有什么共同的清美之处呢?
陈衍《宋诗精华录》选林逋《梅花》二首,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两联云:“山谷谓‘疏影’二句不如‘雪后’一联,亦不尽然。‘雪后’联写未盛开之梅,……‘疏影’联稍盛开矣。其胜于‘竹影桂香’句,自不待言。”“和靖名句尚有‘鹤闲临水久,蜂懒得花疏’、‘萧疏秋树色,老大故人心’、‘春水净于僧眼碧,晚山浓似佛头青’、‘前岩数本长松色,及早归来带雪看’。”陈衍所举这些诗,皆可当清诗之誉。
道潜没林逋那么知名,但也是较有名气的诗僧。《四库提要》引吴可(宣和、建炎间人)《藏海诗话》:“参寥《细雨》云:‘细怜池上见,清爱竹间闻。’荆公改怜作宜。又‘诗成暮雨边’,秦少游曰:‘公直作到此也,雨中雨旁皆不好,只雨边最妙。’又云:‘流水声中弄扇行’,俞清老极爱之。此老诗风流蕴藉,诸诗僧皆不及。韩子苍云:‘若看参寥诗,则惠洪诗不堪看也’”。又历代选家所重者,如《夏日龙井书事》:
好鸟未尝吟俗韵,白云还解弄奇姿。藤花冉冉青当户,竹色娟娟碧过篱。
此诗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选录。又《临平道中》:
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
此二诗《宋诗精华录》选录。又《湖上》:
城隈野水绿逶迤,袅袅轻舟掠岸过。欲采芸兰无觅处,野花汀草占春多。
此诗《宋诗钞·补钞》选录。这些诗都颇有清趣。
以上所举林逋、参寥诗,以及本节例举的所有清诗,都有共同的清美:清新明净的自然物象;清丽雅洁的自然语汇、清静淡泊的自然意境。
结语
苏轼文学观念中的清美意识,颇具普遍性。宋人以清论诗论文乃至论人之例,俯拾皆是,兹不赘举。
清美不等于完美。借范温的话说: “清乃一长,安得为尽美之韵乎”[53]。清美之作也难免缺陷,比如钱钟书《宋诗选注》评宋初僧、隐诗人时就曾指出:“风格多少相像,都流露出晚唐诗人贾岛、姚合的影响。林逋算得这里面突出的作者,用一种细碎小巧的笔法来写清苦而又幽静的隐居生涯”。
在古典美学中,清是个主流审美范畴, 其境界极高,提挈力极大,派生性极强。若借阳刚、阴柔的说法,则清属阴柔,但古人有时又言清雄、清刚, 可见其美学品性之宽阔。
(刊于《首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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