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工作完全是在秘密中进行的，连安娜亦没有清楚告之。郭沫若后来在《再谈郁达夫》一文中说："直接帮助了我行动的是钱瘦铁和金祖同。"钱瘦铁是一位金石家，1935年携家眷侨居日本。他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王芃生有联络，和驻日使馆等各个方面也都比较熟悉。金祖同，又名殷尘，是一位留日学生，他也是研究甲骨文的，故而自己称是郭沫若的学生，由他奔走于东京和市川之间，传递消息，做具体准备事宜，并与郭沫若一同回国。金祖同打听到回国船期后，用明信片隐语告诉郭沫若："现有16、18、20、22、24等间空房，俱西式，空气甚好。叔厓君愿为君在室中布置一切。合意哪间请来信告知，俾预先通知收拾。"这事实上是金和郭沫若事先约定好的暗语，用房间号数指代日期。郭沫若用明信片回复金祖同，写了一首隐语五言诗："廿四传花信，有鸟志乔迁。缓急劳斟酌，安危费斡旋。托身期泰岱，翘首望尧天。此意轻鹰鹗，群雏剧可怜。""乔迁"指回国，"廿四"即行期。从此诗中我们可以看出，郭沫若既有盼望早日归国，共赴国难的意愿，然而也有不忍与安危与共、艰苦备尝的妻室儿女分别的依依之情。
妥善安排好一切，决定了行期之后，郭沫若的内心还是有点犹豫不决。除了怜惜家眷孩子之外，郭沫若还有其他顾虑："虽是我的去志已经决定了，不过我还是有些畏怯，因为今后我的出路，仍旧是毫无把握的……所以这次回去，政府能不能容我，固然是一个问题，不过我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也不怕他什么，只怕民众的心仍很麻木，那么我回去还有什么意思呢？"这种复杂而微妙的心绪一直持续到郭回国前夕，甚至万事皆备，郭沫若仍然显出一丝游移不定。金祖同在《郭沫若归国秘记》中详细地描述了他这种矛盾的精神状态（金为此事亲历者，其叙述应可信）。一个被通缉多年的政治犯，亡命海外多年，对国内的情况茫茫然，心底不踏实，有这些忧虑，亦很自然。于此时，郭沫若的心情十分矛盾和复杂：家庭和国家；事业和生活；夫妻之情、儿女之爱；个人安危和家庭安危，一起交织于他的心间，个中滋味非言语所能及。然而，不管经历了怎样的犹豫，郭沫若最终还是打消了一切顾虑，决定只身赴国难。1937年7月25日凌晨，郭沫若悄然披衣起床，蹑手蹑脚走进书斋，为安娜及四子一女分别写了留言，给大孩子们的是"勤勉"二字；给最小的儿子则用的是片假名（日本的楷书字母），盼他无病无灾地健康成长。当他转身再踱入卧室，安娜已醒，正于枕畔就灯阅读，而孩子们尚在酣睡中。他轻轻地揭开蚊帐，在安娜的额头上重重吻了一下，作为诀别之礼，安娜当时并没有察觉他的用意。郭沫若和往常一样穿着居家和服，默默离开卧室走下庭院。沐着残月的青辉，郭沫若无限依恋地告别了这个给他无限温暖，他自己也深爱着的家，踏上了归国的路途。对此段经历，郭沫若在《家祭文》中回忆说："贞乃于阳历七月二十五日，抛妻别子，孑身返国……然离去之情景，即今犹历历然在贞心目也。时为暑假，子女均归。晨之四时，贞悄然披衣起床，曾将阖室巡视，四子一女，均尚酣睡。富氏媳虽被惊觉，永未料贞之将高举而远逸也，乃怡然枕畔，就灯阅读，贞则于此时首途矣。于时，残月在天，澪露在田，热泪在贞之颜面，贞非木石，能不伤心？贞幸得脱出，而妻、子则委诸虎穴，为贞而受牺牲。其苦心，其处境，一为置身而思之，即不觉泪之盈睫。"当日傍晚，郭沫若和金祖同在神户顺利登上了加拿大"皇后号"邮轮。为了安全起见，郭沫若化名杨伯勉，自称湖南长沙人。晚上9时正，邮船起航。郭沫若蛰居舱中，从窗口窥视码头上的人们。按照日本的风俗，送行者正在向船上抛彩色的纸卷，表示惜别之意。此情此景，不能不勾起郭沫若的无限情思，对先后居住达二十年的岛国他并没有什么留恋，他所牵挂的只是自家那六条看不见的"纸带"。他当时的心境，从他在船上写的一首七绝完全表露了出来："此来拼得全家哭，今往还将遍地哀。四十六年馀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回国后，郭沫若曾收到过安娜的来信，得知安娜和长子和生被日本警察局拘禁并毒打，家亦被抄。郭沫若得知此消息后赋诗一首匿寄安娜，诗云："相隔仅差三日路，居然浑如万重天。怜卿无故遭笞挞，愧我违情绝救援。虽得一身离虎穴，奈何六口委深渊。两全家国殊难事，此恨将致万世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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