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似乎随身把另一种生活方式也带了回来。大约是人之将死，其行也善，张的父亲这时痛悔前非，被送进了医院。她母亲按照她的一套来改造这个家。他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张爱玲常坐在地上看她母亲与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电影里的恋爱表演，看得大笑着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总之，“一切都不同了”。
在这气氛中她开始学习做西式淑女了。她跟母亲学画图，又学钢琴，学英语。至少这时候她还并不觉得学做一个淑女是困难的，也没有对此感到不耐，相反，她学得兴兴头头，甚且把家里的一切都看做是“美的顶巅”，她后来称她平生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西洋式淑女的风度的”。作为这风度的一部分，她也充满了忧郁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母亲说起它的历史，就要掉下泪来。我们在她的中学作文《迟暮》中还可依稀听到这类感伤的遗响。假如她顺着这条淑女的路成功地走下去，我们是否还有幸得到那位不避俗而又脱俗的作家，也真就难说了。
但这已经是“幸福的家庭”的尾声了。她父亲似乎在把命拣回来的同时也把遗少的脾气找了回来，他不拿出生活费，要她母亲贴钱，想把她的钱逼光了，那时她要走也走不成了。记性好一点的读者会想起，遗少脾气的男人想着法子弄光女人的钱，这是张爱玲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幕：《金锁记》中小叔想骗来嫂子的钱；《倾城之恋》中哥哥用完了妹妹的钱；《创世纪》里孙子哄祖母的钱；《多少恨》中父亲死皮赖脸榨光女儿身上可怜的几个薪水；《小艾》中五太太的丈夫把她的私房钱用得干干净净。这在没落的大家族中是司空见惯的，张爱玲在她们家的圈子里听到、见到的这类事情肯定加深了她的印象。不过她父亲似乎还不是那样不堪的人，生活上也并非华奢靡费、挥霍无度。照张爱玲的说法，她父亲对于“衣食住”都不讲究，单只注意一个“行”字，在汽车上肯花点钱。他弄光她的钱的动机是要把他那位有点新思想的妻子拴在家里。
她母亲自然明白这层用意，两人为此剧烈地争吵，每逢这时吓慌了的佣人便把她和弟弟拉出去，叫他们乖一点，他们也早已吓慌了，提心吊胆地在阳台上骑小脚踏车，静静地不敢出声。这一幕给张爱玲的印象太深了，使她很早就领略到无爱的婚姻的不幸，后来她提到父母的离异时带些幽默地说：“虽然他们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也惆怅，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维持下去了。”虽说父母离婚后她的生活充满了不愉快，成名以后她却不止一次地在纸上、口头上坚持提醒人们，父母离了婚的孩子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不幸。《苏青张爱玲对谈记》。
她的父母最后是协议离婚的，两个孩子都跟父亲过，但是条约上写明她可以常去看母亲，这给她很大的满足。父母的离异是一个转折，自此家庭生活在张爱玲的印象中开始掉彩褪色。这种感觉逐渐加深，当她有机会找到一个新的支点，从外部打量生活于其中的封闭环境时，她的感受更加强烈。这个支点就是父母离婚后母亲的家。
张爱玲自她母亲回来后，就是母亲带回的那种生活方式的忠实追随者，在母亲的家的衬映下，父亲的家更有一种颓丧的色彩。她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父亲与后母结婚之后）我们家搬到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里去，本是自己的产业，我就是在那房子里生的，房屋里有我们家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暗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作《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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