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真正入住圆明园办公——“御园听政”，是在雍正三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一八二五年十月三日）这一天。据史料记载，当天，雍正皇帝抵达圆明园之后，立刻向兵部、吏部颁发谕令：“朕在圆明园与宫中无异，应办之事照常办理，尔等应奏者不可迟疑。”一开始臣下们并不太习惯在圆明园这样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办公，在他们眼里，圆明园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议政的地方。直到雍正皇帝三令五申，甚至闹到“龙颜不悦”，他们才真正意识到新皇帝并不是在跟他们开玩笑。自此以后，官员们日常时间在圆明园里上朝、办公成为定例。毫无疑问，雍正皇帝胤禛是圆明园的第一个主人，也是圆明园的最初立法者。
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他的所作所为与勤政亲贤殿里的“勤政”二字是很相匹配的。在位期间，他自诩“以勤先天下”，圆明园里面有两副对联颇能看出他的为政理想，一副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心天之心而宵衣旰食，乐民之乐以和性怡情；另一副在养心殿西暖阁：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仅以朱批奏折的数量来看，雍正皇帝的工作量就大得惊人。雍正朝现存汉文奏折三万五千余件、满文奏折六千六百余件，共有四万一千六百余件，他在位十二年零八个月，实际约四千二百四十七天，平均每天亲笔批阅奏折约十件，有的奏折上的批语竟多达一千多字。
后世学者普遍认为雍正皇帝是一位严苛多疑的皇帝，这一点，除了他自身的性格原因以外，跟他当时所处的环境也不无关系。雍正皇帝从康熙那里接手的并不是一个太平盛世，康熙朝后期长达十数年之久的储位之争，使朝廷政局长期处于动荡和停滞状态，最高统治集团的混乱和懈怠，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整个官僚阶层的腐败和堕落。雍正皇帝即位之初，面临的是没有争到皇位的兄弟们的普遍敌意以及长期废弛的吏治。解决这一连串棘手的问题，雍正皇帝大约花了五年的时间，也耗费了他巨大的精力。由此看来，他在圆明园勤政殿御座后面大书“无逸”二字自警，甚至在后楹题写“为君难”三个字作为匾额，应当是他部分心态的真实反映，并非全是虚语。
正是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之下，雍正皇帝把康熙朝就已经存在的密折奏报制度（皇帝特许某些官员直接给皇帝上奏折）调控得更加完善和严密，雍正皇帝曾经自谦说自己事事不如父皇，“惟有洞悉下情之处”，比父皇稍好一些。康熙一朝，具折奏事的官员有一百多人，雍正朝则增加到了一千二百多人。奏折的内容也细大不捐：从社会舆情、官场隐私以至刮风下雨、家庭秘事几乎无所不包，雍正皇帝本人差不多就是大清国最大的特务头子。从以下两则史料故事，足可征见雍正朝安全工作之细之密：雍正初年的一天，有一个官员买了一顶新帽子，第二天上朝“免冠谢恩”，雍正皇帝跟他半开玩笑地说，不要把你的新帽子搞脏了；状元出身的王云锦有一天跟亲朋好友玩“叶子戏”，叶子突然丢了一片。第二天上朝，雍正皇帝问他昨晚上怎么打发的，王云锦如实回答。雍正皇帝笑道：“不欺暗室，真状元郎。”然后从袖子里拿出王云锦昨晚上丢失的那片“叶子”，对他说，“拿回去把那一局接着玩儿完吧。”（《啸亭杂录》（卷一《察下情》）在这样明察秋毫的君王手下工作，的确需要“战战兢兢，日慎一日”才可以。
军机处也是在雍正皇帝手里完善起来的。雍正创设军机处，作为辅助皇帝决策与行政的机构，地点在紫禁城隆宗门内北侧，后来在圆明园出入贤良门也专门有军机处的朝房。军机大臣没有定员，少则二人，多则九人。每日晋见皇帝，商承处理军政要务，以面奉谕旨名义，对各部门、各地方发布指示。军机处的建立，逐渐消弱了内阁和议政处的权力，标志着皇权专制走向了极端，从此皇帝得以大权独揽，乾纲独断。这样做的后果，一方面确保了政令的通畅，另一方面也使得朝野上下阿谀之声逐渐强大起来，真正有建设性的声音却变得越来越微弱。皇权落在英主手里还差强人意，一旦落在庸主手里，这种制度上的缺陷，就会变成一种灾难。
经过雍正皇帝十数年励精图治，大清帝国久已疲顿的政局为之一清，经济方面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除了政治经济方面明显的政绩，雍正皇帝留给大清后代的还有一份重要的历史遗产，那就是秘密建储制度。具体办法是：预立皇位继承人，又不公开宣布，而是把即将传位诏书置密封锦匣中预先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到老皇帝临终传位的时候再启匣宣诏。这个特别的制度是雍正皇帝的独创，也是他对清朝皇帝的继承人问题长期反思的结果。此举一出，既有利于在皇子中选优，又避免了皇子们争夺储位，相对地保证了皇位继承的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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