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出入山河

旅游记录》明报·出入山河》第10节：禅窟：佛教圣地Banāras 文/饶宗颐饶宗颐 Rao Zongyi

第10节：禅窟：佛教圣地Banāras 文/饶宗颐

　　禅窟：佛教圣地Banāras
　　饶宗颐
　　禅之被普遍采用作为人们生活的点缀品，有如中药开方之配上甘草。诗人拿禅作他断句的切玉刀，画艺家建立他的画禅室，禅被挂在人们的嘴边，真的是所谓口头禅、杜撰禅了。
　　在印度做禅定工夫必有一定的场合，乃于岩壁之下凿一小窟，作为习静宁神之所。这些小窟，既黝黑又浅狭，仅可容膝，面壁兀坐，可以抖擞精神。有些是临时安置的，非常马虎。而由比丘（bhiksus）构成的僧伽（sa■gha），虽有他们的团体，由于出家的缘故，行乞四方，原无定所，到了雨季，不能不找个地方来安憩，即所谓"夏坐"（见《佛国记》）。在奥义书时代，印度人的生活一般分为四个阶段（梵志、家居、林居、游行），壮年为林居时期（vāna－prostha）入■林中苦修，积极作禅定思维，不仅佛教徒如此，其他婆罗门和耆那教徒亦是一样的。还有一种流浪者，梵言是Vrātya（意思是mendicant行乞或tramp漂泊者）带着宗教狂热，讴歌吠陀诗篇，乐、舞并作，一面自我鞭笞，到处游方，从苦行来谋取解脱。《阿■婆吠陀》中许多地方提到关于雅利安人这种奇诡的信仰与活动。在佛家的教训中，禅定是要到达彼岸的六波罗蜜之一；亦是瑜伽（yoga）八部的第七术可以从静坐内省进入第八段的"三昧入定"（samādhi）。
　　禅的学说很早已传入中国，鸠摩罗什所译经典有三十五部，便有三种属于禅定，一为《禅经》三卷，又名《坐禅三昧经问》，最末一种为《禅法要》三卷，梁僧祐的《出三藏记》云："弘始九年闰月五日重校正。"这时虽有禅经的翻译，但习禅之风尚未成为气候，要到达摩东来，六祖崛兴，宗门方才蔚为思想的巨流。时至今日，谈禅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日本更为泛滥。艺坛学界一股风异常热闹，禅之被普遍采用作为人们生活的点缀品，有如中药开方之配上甘草。诗人拿禅作为断句的切玉刀，书艺家建立他的画禅室，禅被挂在人们的嘴边，真的是所谓口头禅、杜撰禅了。
　　记得一九六三年，我旅行印度，从Agra南下到佛教圣地Banāras，刚落飞机，步进会客室，一条光管上围绕着成千成万的蚊虫，旅舍房间都设下二三重防虫密丝网。我的天！这是二十世纪，如果回到佛陀的时代，不知是怎样的一个世界，真是不可想像。僧人是不容许杀生的，耆那教徒还要赤裸一丝不挂，他们的戒律，连蜜糖也不准吃，因为蜜就是蜂的生命。在禅窟里打坐，简直是把躯体奉献给昆虫蚊蚋的牺牲品，这样的苦行，代价之大，普通人如何受得了！由于印度吠陀经的Tapas宇宙理论，深入人心。Tapas是热，为一切创生、进化的原动力，亦兼训苦行，印人的高度宗教热诚和笃信苦行的行为导源于此。加上轮迴说牢不可破的信仰（最先出现于Brhadānanyada《奥义书》，为婆罗门、耆那、佛教的共同思想基础，形成后来崇拜巫婆（Siva）高度的苦行文化。人们深入森林生活，自愿受到饥饿、寒热、风雨种种的折磨，极端的自我虐待，以换取绝对的解脱，沉溺而不返；以极苦谋取极乐，不惜任何牺牲自我摧残，这种心理要求，我认为还是功利的，而不是道德的。
　　佛经中的婆罗奈斯（Varānasi），即是今日之Banāras，出城外便是鹿野苑（mrgadāva）我踯躅于其间，心情无法宁静，四处草树萧条，只碰见一位黄衣和尚远来参拜，偶有二三瘦骨嶙峋的圣牛，踱来踱去。印度的佛教已极度衰微，据说仅存佛教徒数千人，不成队伍。婆罗门辈对其蔑视，尤使人深感不平。想起当年佛陀悟道布教，即与■陈如等五人初转法轮于此。他先在摩竭陀国都会的王舍城（Rājagrha）和数论师AlāraKālāma讨论，虔修四禅；又访Udraka参究"微细我"之说，在尼连禅河（Nairanjarā）西岸的沤楼频螺（Uruvelā）小村的苦行林中，苦行六年，于毕波罗（Pippala）树下，趺跏默坐禅定思维，终于离有想、无想，获得非想、非非想（NaivasamjnānāsamJnāyatara）的平等寂静境地，而成无上正觉。佛陀的时代，流行二种极端思想，顺世外道主张精神上的享乐主义，苦行派像耆那教徒、尼犍子等则寻觅极苦来换取理想的至乐，二者都不近人情，佛陀折中以中道，所以受到人们的拥护。但佛陀本身的觉悟，仍是在苦行中磨炼出来的。他的教义所揭的苦谛、集谛，不离其宗，跳不出当日的Tapas理论。佛家和耆那教的苦行说，先秦时候，未入中国。即使有因缘传入，亦不易为人信奉。屈原言及"桑扈（庄子作桑户）赢（裸）行"，很像耆那教徒。荀子对陈仲、史?及忍辱宋钘的抨击，可见苦行说深不为人所容。况儒家提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列为孝道，和印度苦行家的摧残身躯，正背道而驰。苦行思想在中国无法茁长，故此，佛教要到束汉以孝为明训的时代，引述睒子供养盲父母的至孝故事的经典，方能得到人们的歌颂。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用儒来说佛，有了儒化的佛书，佛教思想才得正式为儒士所接受。
　　唐天宝以后，丧乱频仍，士大夫投入禅林，在精神上算是找到一点着落，儒门收拾不住，许多大文人都与佛门大打其交道，禅门从此乃有极大的变局。可是他们忽略了印度原来的禅那生活，是以苦行为基础。苦行才是禅的内涵，禅是需要实践亲证的。面壁九年，真的要盲修瞎炼，不是仅说句 "一口吸尽西江水"的狂言，徒作天花乱坠的斗嘴胡诌，说说笑笑，下一转语费便了事。东方宗门的禅那，因移植而变质，橘变为枳，而是入世的、开放的、乐观的，和印度原典的禅那，带有浓鬰宗教狂热，极度的自我磨折，甘受肉体、精神上的宗教惩罚，然后取得彻底了悟和真正解脱，相去九万八千里！
　　敦煌石室的二八五窟便是一个禅窟。窟顶四周有三十六幅修禅图画，其中还有西魏大统四、五年的题记。中央南面小龛外，特别绘着瘦削长发的"婆薮仙"，婆薮仙过去■做过梵王、帝释、于万千劫才作为转轮圣王。修习禅定智慧，广化众生。由于他看见龙王的女儿名曰黄头而起爱慕心，便失去他的神通与禅定法。后来深自悔责。这故事出自吴支谦译的《摩登伽经》（第四品）。大家须知，见色动妄念，随历劫的仙人，亦会失去神通。这件事可为人们鉴戒，故禅窟把它绘图出来，是有深意的。禅的目的在修行。法显翻译的书名曰《禅经修行方便》，点出"修行"二字，禅是重实践，非徒作空谈，要从苦行磨炼得来。宋人谈理学，喜欢讲论，说六经有理窟。但禅窟不能单纯看成理窟，禅重修行，不尚空谈。明代王学末流，坠入狂禅，受到不少人的责难。许多心学大师窃取禅的伎俩，说出一套动人的禅理，可是对印度的实际情形，却十分隔膜。王慎中说："苦行偏节，无取于君子之教。"以儒折释，不易使人心服，徒见其对印度的苦行，没有半点了解；禅的道理，去原典越说越远。我敢请心学家们，不要轻易造论，甚至说"佛言一切行无常，意存呵毁。"（熊十力语）世尊何来有半点呵毁之心，未免厚诬古人。如果到■林中去静坐内省一番，也许另有一点不同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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