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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先生小傳
錢穆 Qian Mu
錢穆先生於清光緒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六月初九（公歷７月３０日）生於江蘇無錫，於１９９０年８月３０日卒於臺北，享年９６歲。這位世紀老人以其博學精思、著作等身而享譽世界，是本世紀中國不可多得的一位國學大師、著名史學家、思想傢、教育傢。
錢先生原名恩，字賓四，民元（１９１２年）改名穆。錢傢世居江蘇省無錫縣南延祥鄉嘯傲涇七房橋村。七房橋以錢傢先世七房受名。錢穆曾祖綉屏為國學生，祖父鞠如為邑生。祖父治五經和《史記》。穆父承沛，字季臣，幼時有神童的美稱，１６歲時縣試，考取第一名為秀纔，由於身體多病，未求取功名。母蔡氏，鄉裏稱淑德。錢穆有一兄一姐兩弟。
錢穆七歲入私塾，十歲進無錫蕩口鎮私立果育小學。四年間得到良師錢伯圭、華倩朔、華紫翔、華山、顧子重等先生的民族精神、人文素養的啓發、獲益匪淺。錢穆十二歲時遭父喪，傢徒壁立，靠本族懷海義莊撫恤為生。他十三歲考入常州府中學堂，深受校長（時稱監督）屠孝寬的愛護。歷史、地理老師呂思勉的教誨對錢穆影響很大。１９１０年鼕錢穆因故退學，次春轉入南京鐘英中學讀書。辛亥革命爆發後，學校被迫解散，錢穆輟學回鄉，從此結束了他的學生時代，開始了鄉間教書的生涯。
１９１２年，錢穆十八歲，任教秦傢水渠三兼小學。次年任教鴻模小學（其前身為果育小學），教高小國文、史地課程。他研讀《孟子》、《史記》和毛大可的《四書改錯》，又喜讀《東方雜志》和嚴譯數種。時錢穆以未上大學為憾，見北京大學招生廣告說投考者須先讀章學誠《文史通義》，即求其書讀之。他又讀夏曾佑《中國歷史教科書》，因其為北京大學教本，故讀之甚勤。他後來著《先秦諸子係年》，訂正《史記·六國年表》，即是受夏書的啓發。
１９１４年夏，錢穆任教設於梅村鎮的無錫縣第四高等小學，同時兼任鴻模小學的課。一年後纔專在縣四高小任教。在繁忙的教書工作之餘，堅持讀書，效法古人“剛日讀經、柔日讀史”。錢穆授《論語》課，正好在讀《馬氏文通》，即仿其例論句法，成《論語文解》。是書１９１８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是錢氏之第一部著作。又讀《墨子》，發現多處偽誤，成《讀墨解》。後詢悉孫詒讓有《墨子詁》，纔自知孤陋，於孫書逐字細讀，並自此留心清代考據之學。錢穆因讀嚴譯《穆勒名學》有得，故對孫氏解《墨經》之未盡愜意處，逐條改寫，成《墨經解》。１９１７年秋，錢穆完婚。１９１８年是錢穆讀書靜坐最專最勤的一年。１９１９年秋天，錢穆任後宅鎮泰伯市立第一初級小學校長，時年二十五歲。他受杜威教育思想影響，企望通過與幼童接觸，改革教法，並試一試白話文對幼童初學的利弊得失。此期間得到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石印本一册，是他以後寫《劉嚮歆父子年譜》的張本。
１９２２年秋，錢穆辭去後宅小學校長及泰伯市圖書館長之職，到縣立第一高等小學任教。不到一個月，應施之勉教務長之聘，到廈門集美學校任高中部與師範部畢業班國文教師。１９２３年，無錫江蘇省立第三師範資深教席錢基博先生薦錢穆至同校任教。學校舊例，國文教師隨班遞升，國文一科外，每年必另開一課（第一至四年分別開文字學、《論語》、《孟子》、《國學概論》，教者自編講義）。錢氏的《六書大義》、《論語要略》、《孟子要略》、《國學概論》即編撰於斯，後三種均出版。
１９２７年秋，錢穆執教蘇州省立中學，任最高班國文教師兼班主任，為全校國文課主任教席。１９２８年春為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作《墨子》和《王守仁》。是年夏秋之際，錢穆的原配夫人及新生嬰兒相繼去世。他的長兄聲一先生趕回傢幫助料理後事，因勞傷過渡，舊病突發，不幸也病逝。兩月之內，連遭三喪。
錢穆在蘇州中學期間，課外主要研究工作為撰寫《先秦諸子係年》。１９２９年，錢穆與張一貫結婚。是年，顧頡剛、鬍適相繼來蘇中演講，錢穆得以與顧、鬍相交。顧頡剛讀到《係年》初稿，建議錢氏到大學教歷史，並嚮中山大學推薦。錢氏雖獲中大致聘，但蘇中校長汪懋祖懇請錢再留一年，逐不果行。錢與蒙文通曾通信論學。１９３０年蒙文通在南京講學，曾來蘇州與錢相見，暢談數日。蒙文通贊譽錢之《係年》可與顧享林諸前賢的論著相媲美，認為“乾嘉以來，少其匹矣”。
由於顧頡剛的推薦，１９３０年秋，錢穆得以任北平燕京大學講師，講授國文，時年三十六歲。從此開始了他幾十年的大學教書生涯。是秋，恰逢刊載了錢穆《劉嚮歆父子年譜》一文的《燕京學報》第七期出版，此文亦係顧頡剛先一年所約。是文批駁康有為《新學偽經考》承襲劉逢祿今文經學家關於劉歆偽造經書《春秋左傳》等不實之言，列二十八事，考據確鑿，詳實可信。此文既出，學林推服，鬍適謂“錢譜為一大著作，見解與體例都好”。
１９３１年夏，錢穆始受聘為北京大學副教授，清華亦請兼課。他在北大教必修課“中國上古史”和“秦漢史”，另開一門選修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大講學自由，歷史係各教授同時開出的上古史方面的課程有八門之多，意趣各異。故錢穆謂“當時在北大上課，幾於登辯論潮。北方學風濃厚，教授之講義稿，任校內外人士嚮講義室預定，往往教者未講而講義已流傳校外，衆相討論。
翌年，北大教授錢穆開出選修課“中國政治制度史”。當時歷史係負責人認為，中國秦以下政治衹是君主專製，現在已改為民國，對以前政治制度不必再作研究。錢穆則認為研究歷史，對於以前政治如何是專製，應該知道。當時法學院院長周炳霖鼓勵政治係全體同學選修這一課程。後來歷史係同學也來旁聽。當時中國通史為部定必修課程，１９３３年秋，傅斯年與同仁集議，以為國難方亟，當編刊富有民族意識的中國通史課本，藉以喚醒國魂，禦侮救國。北大通史課嚮來分聘北京史學界名傢共同擔任講席，錢穆也分講一席。他認為通史課多人講授，不相通貫，殊失通史意義，遂提議由一人獨講，貫穿始終。通史課後改由錢穆一人承擔，一學年講完，沒有間斷。學校特為他專置一助教。此課為文學院新生必修課，加有高年級和其他院校學生旁聽，每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滿。諸生聆聽錢先生的課，感奮不已。此時，他在北大的課程改為上古史、秦漢史和通史三門。當年在北大，上課最叫座的教授，一說有二人，一說有三人，兩說中都有錢先生，能與錢先生媲美的衹有鬍適一人。
相對於過去在中學任教，錢穆在北大期間，課餘多暇、生活安定。他利用北京書籍資料藉購的便利和學人之間切磋交流學問等緣會，潛心修訂、增補《先秦諸子係年》，１９３３年秋得以完稿，１９３５年底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全稿含考辨專文一百六十餘篇，通考四篇，附表三張。前人考證諸子年世，多依據《史記》中的《六國年表》，然《六國年表》頗多缺誤。錢穆通過研究汲塚之《竹書紀年》，釐訂其今傳世本的誤訛，然後以此來訂正《史記》中的偽誤和註釋的抵牾，同時又遍考諸子之書，參證諸子之行誼及六國政事、年代、山川地理等，定世排年，疏證細密。春秋戰國之際的史料嚮來難以考徵，錢穆這一偉著使讀者對復雜的先秦學術史、政治史有了明晰的認識。這是錢穆功力深厚的代表作之一。學界對這一傑作評價很高，陳寅恪推崇是書“極精湛”，“據《紀年》訂《史記》之誤，心得極多，至可佩服”。
１９３７年５月，錢穆的又一代表巨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作者在北大上課之講義的基礎上修訂而成的。是書批評近代學者把漢學與宋學截然對立起來的觀點，指出不瞭解宋學，也就不能知道漢學，更無法評論漢宋之是非。他把清代學術的淵源上溯清初顧炎武、黃宗羲、王船山三大儒，乃至宋學，指出清代漢學諸傢與宋代學術休戚相關。顧、黃、王開清代漢宋兩流派，其中有交涉，有孤往。是書的另一個特點是，側重論述每一代表人物的論學思想主旨，指出諸學者對於天下治亂用心之所在。過去學者論清代學術，衹強調考證，錢穆不僅重考證，尤重義理致用和終極信念。特別是作者在“九．一八”事變之後講授此課，藉此而抒發民族意識和愛國熱忱，批評全盤西化等似是而非之論。楊樹達先生盛贊此書為“佳書”，肯定作者“註重實踐”，“嚴夷夏之防”。
抗戰前七年在北平，先生任教於北大，又兼清華、燕大、師大等學校的課。當時北平人文薈萃，錢穆有幸結識了許多學者。除顧頡剛、蒙文通、鬍適前在蘇州已相識外，新交有湯用彤、熊十力、梁漱溟、林宰平、馮友蘭、陳寅惲吳宓、賀麟、張蔭麟、張孟劬、張東蓀、吳承仕、陳垣、孟森、馬衡、傅斯年、蕭公權、劉文典、楊樹達、餘嘉錫、聞一多、周炳霖、容庚、容肇祖、嚮達、吳其昌、賀昌群及由南京來遊者繆鳳林、張其昀等數十人。而顧、湯、蒙與錢交誼最篤。這些學人各有所長，世局雖艱，而均能埋首著書，學業有成。在此期間，錢穆常去琉璃廠、隆福寺訪尋故籍，自謂為平生一大快事。所得薪金，除菜米外，盡耗於此。他先後購書五萬册，有不少秘笈，惜“七七”事變後無力遷藏，遂致散落。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戰全面爆發。不久，北大文學院遷至南嶽。１０月，錢穆與湯用彤、賀麟等由海路至香港，經廣州、長沙抵南嶽。錢穆居此常到山下南嶽市圖書館讀宋明諸傢集。一度錢與吳宓、聞一多、瀋有鼎合住一屋。馮友蘭把《新理學》書稿送錢穆審讀、批評。學校旋遷昆明，乃結隊經桂林、南寧，過鎮南關轉赴昆明，旋南至蒙自。同事陳夢傢曾選讀錢穆通史課，力促通史教科書正式出版，以應時代、青年之需。時文學院復遷昆明，錢穆則藉住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一別墅，後移居寺中，撰著《國史大綱》。通史課程，前在北平講授四年，遷來昆明後又兩度講授。每周四、六晚間開講，二百餘座的大教室擠得滿滿的，來自校內外的學生或席地，或依壁，或據窗臺，或倚窗外，盛況又過北平時代。國人民族意識高漲，加上錢穆學養深厚、史識卓拔，才思敏捷，擅長講演天才，感染力強，故講者聽者易引起共鳴，極一時之盛。
錢穆於１９３９年暑假攜《國史大綱》書稿至香港交商務印書館。當時規定，書籍著作要經政府審查後方可出版。錢穆這類書，要經審查並依指示修改後呈請再審查，才能付梓。錢穆堅持己見，最後幾經周折纔於１９４０年６月按原稿出版。是書引論被學林推重為“近世大文章”。引論指出中國傳統文化、政治、社會、學術思想，有其獨立發展之係統，與西方文化發展過程不同。他主張吸收、融合世界各國文化新精神以求變求新，但必同時致力於發掘中國文化係統的獨特性，對中國文化的生命力抱有無比堅定的信心。他致力於重建中華人文精神，重建中國人對中華民族的感情和對中國歷史的尊重，堅信中國文化調整和更新的動力與前景必來自先民所貽的文化係統的內部，希冀“能於國傢民族之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作為“國傢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錢穆痛切警告：國人懶於探尋國史真諦，而一意據他人之說，肆意破壞，輕言改革，則自食其惡果。全書八編四十六章，共五十餘萬言，以民族文化意識貫通全書。其章節標題點醒各時代特徵及變化，充溢着歷史智慧與創識。“春秋戰國民間自由學術之興起”、“西漢文治政府之演進”、“東漢士族之新地位”、“魏晉南北朝之門第”、“田製”、“兵製”、“宗教”、“唐代之政治機構與社會情態”、“北宋士大夫之自覺與變法運動”，以及“唐以下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等各章最為精卓。錢穆對歷史問題的研究，鞭闢入裏，由小到大，由點到綫到面。如田製，他能將西晉占田、北魏均田到唐代的租庸調，由租庸調到兩稅法，合成一個整體，且對別人不經意的每一個細微末節體現出他的春秋筆法、史學精神。錢穆的許多論斷都有重大啓發性，能使讀者舉一反三。如論春秋戰國大勢雲：“文化先進諸國逐次結合，而為文化後進諸國逐次徵服；同時文化後進諸國，雖逐次徵服先進諸國，而亦逐次為先進諸國所同化。”徵之此前此後，如商滅夏、周滅商、北魏南侵、遼金侵宋、清滅明等，徵服者在文化上被徵服、被同化的事例，屢見不鮮，而在此過程中，華夏疆域不斷擴大，文化亦不斷融和統一。總之，《國史大綱》頗多創見獨識，不勝枚舉。是書出版後，風行全國，成為各大學通用的歷史教科書，極大地鼓舞了廣大青年學子，激發了他們抗日救亡的熱忱。
１９３９年夏，錢穆經香港、上海回蘇州侍母，夫人張一貫亦率子女自北平回傢。錢先生變換姓名，擇居耦園幽僻地，除時或至上海晤呂思勉外，杜門不出。此時習英文，讀美人所著世界史，並撰《史記地名考》。該書體裁別出，辭簡義盡，將《史記》全書地名，一一考訂無遺。錢穆離昆明之前，顧頡剛已與哈佛燕京學社商得專款，在遷到成都的齊魯大學創辦國學研究所，邀錢氏同往開辦。１９４０年夏秋之際，錢穆離傢入川，經重慶，１０月至成都履任。此期間，遷置嘉定的武漢大學歷史係諸生感師資不足，校長王星拱特函請錢先生，獲允講學一月。１９４１年３月莅校，開中國政治制度史與秦漢史兩課。在嘉期間，曾應馬一浮邀，莅岷江對岸烏尤寺復性書院講中國史上的政治問題。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在成都西北郊崇義橋賴傢花園，地僻幽靜，為讀書佳境。研究員、助理員共十餘人，各自鑽研。錢穆主政期間，每周六舉行講論會，每月一出旅行，師生彼此交流融洽，共同討論，對諸生啓發很大。當時錢穆應上峰及教育部邀，潛心撰寫《清儒學案》。是書於關學最為詳備，如對李二麯，據其行事特撰一新年譜，展示二麯一生精神。又有江西寧都七子，挑選其相互討論《中庸》未發已發問題，條貫敘述。全書約四、五十萬字。可惜原稿於教育部復員途中，落入長江之中，僅存序目。書序發表在《圖書季刊》上。當時撰著的另一著作為《中國文化史導論》，陸續發表在張其昀、謝幼偉等創辦的《思想與時代》上。《導論》係就《國史大綱》所標之文化意識及其所致意之各環節，作進一步較係統的發揮。該書從中西比較出發，詳論中國文化産生、發展、演變的歷程，揭示中國文化內在的精神及其獨特的發展規律。當時錢穆在《思想與時代》發表的文章，除《導論》諸篇外，其餘亦皆有關中國文化，而以宋明理學為多。這是錢穆入蜀以來在思想與撰述方面的一個新轉變。錢穆在齊魯大學授課時，也兼任華西大學的課。１９４３年秋，齊魯國學所停辦，錢氏應邀任教華西大學，兼四川大學教席。是秋與馮友蘭、蕭公權等應邀去重慶高級訓練班講學，在重慶犯胃病，返回成都之後，病情加重，遵醫囑休養。此時他靜心讀《朱子語類》，後移居灌縣靈岩山寺，讀《指月錄》。研讀之後，他對唐代禪宗最終轉歸宋明理學這一演變有了較深體悟。
１９４５年抗戰勝利。次年錢穆東歸故裏，閉門著書。曾被邀請去常熟作演講。是年１０月應邀前往昆明五華書院任教，又兼雲南大學課務。教學以中國思想史為主。此時錢穆在省立圖書館研讀宋、元、明諸禪師和金、元新道教的著作。１９４８年春，錢氏東返，應無錫富商榮傢創辦之江南大學聘，任文學院院長。時唐君毅先生也在校，此為二先生論交之始。校捨新建，在縣西門外太湖之濱的坡上，風景極佳。錢穆常雇小舟，蕩漾湖中，幽閑無極，寫成《湖上閑思錄》一書。是時又撰成《莊子纂箋》一書，薈萃前人舊說，並成一傢言，為近代莊子研究之重要著作。
１９４９年春假，錢穆與唐君毅應廣州私立華僑大學聘，由上海同赴廣州。在廣州，他們二人曾同去番禺化竜鄉黃艮庸傢看望了熊十力。一日在街頭偶遇張其昀，雲擬在香港創辦學校，堅邀與謝幼偉、崔書琴等共襄其事。及到港，張其昀先期赴臺，謝幼偉等繼續籌辦學校，定名亞洲文商書院，內定錢穆為院長。後因謝幼偉因事赴南洋，崔書琴去臺，乃邀唐君毅與張丕介共同效力。亞洲書院於１９４９年１０月開學，夜間上課。１９５０年秋改建新亞書院，校址遷到九竜深水桂林街，日間上課。書院的宗旨是：“上朔宋明書院講學精神，並旁采西歐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教育為宗旨，溝通世界東西文化”。新亞以各門課程來完成人物中心，以人物中心來傳授各門課程。該院始設文史、哲教、經濟、商學四係，後擴充為文理商三學院十二個係。創辦時條件十分艱苦，師生多為內地去港人員。錢、唐、張等先生以人文理想精神自勵並感染同仁與學生，嘔心瀝血，創辦新亞，亦得到許多同道的支持。教授除初期的錢、唐、張外，稍後有趙冰、吳俊升、任泰、劉百閔、羅香林、張維翰、梁寒操、衛挺生、陳伯莊、程兆熊、楊汝梅等，有的純盡義務，不取報酬。學校經費原靠滬商王嶽峰支持，但王的經濟實力有限。為籌經費，１９５０年鼕錢穆去臺北，受到蔣中正接見，蔣囑其“總統府”每月撥三千港元供臨時之用。在臺灣期間，錢穆曾到各校及機關演講《文化學大義》、《中國歷史精神》等，後都整理出版。《人生十論》亦就各校講詞擴充而成。１９５１年秋撰《中國思想史》。鼕天再次到臺北，次年春應臺灣“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邀，講《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後出書，為學界所重視。同年４月１６日，應朱傢驊之邀在淡江學院新建禮堂演講，剛剛講完，屋頂水泥塌落，錢先生受傷，頭破昏迷，幸能康復。
新亞書院以其文化理想與艱苦奮鬥的精神培養出一批高質量人才，引起香港社會各方面的關註、同情和尊敬，並逐步得到國際承認與支持。１９５２－１９５３年間，先有亞洲協會代表艾維（Jameslvy）主動資助經費，繼有耶魯大學盧定（HarryRudin）教授代表雅禮協會與新亞協議，每年助款二萬五千美元。錢先生坦率相告，即使獲得資助，也不能改變新亞的辦學宗旨，不能把新亞變成教會學校，雅禮表示决不幹預校政。旋即在嘉林邊道租一新校捨。不久，又有美國福特基金會捐款，擇址農圃道建校捨，由港府撥地興工。新亞在創校六年後始有自建校捨。１９５５年春，獲哈佛燕京社資助，有專款購置圖書，建大型圖書館，出版《新亞學報》。錢先生辦學旨在弘揚中國文化，雖獲美國多方資助，但以儒傢教育理想為宗旨，在校內懸挂孔子畫像。港府在香港大學１９５５年畢業生典禮上，授予錢穆名譽博士學位，以示尊重。
錢穆赴港後，繼配張氏與諸子女皆留在大陸。錢氏獨居無侶，生活維艱。１９５６年春與鬍美琦締婚，始有安定生活。鬍氏出江西南昌大傢，先後就讀廈門大學和新亞書院，後至臺灣任職臺中師範圖書館。錢穆在臺講演受傷，赴臺中休養，鬍氏每日抽暇伴侍，遂萌感情，後畢業於臺北師大，復來香港，得日常相見，終結連理。
１９６０年初，錢穆出國講學，先後在美國耶魯大學、哈佛大學講課和講演。在耶魯大學講課結束時被授予該校名譽博士學位。後又去哥倫比亞大學為“丁竜講座”作演講。在美國停留七個月後，他應邀去英國訪問，參觀了牛津、劍橋大學。從英國到法國、意大利，最後回到香港。
１９６３年１０月港府集合崇基、聯合、新亞三書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學。錢穆早就打算從行政職務中擺脫出來。新亞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已有一定規模，且加入中文大學。錢穆乃嚮董事會提出辭呈，未獲通過，次年再度請辭，董事會建議休假一年後再卸任。１６年來，為辦新亞，錢先生付出了多少精力！在繁忙的行政事務之餘，他還出版了《中國思想史》、《宋明理學概述》、《莊老通辨》、《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孔子與春秋》、《論語新解》等著作。至此再潛沉書齋，埋首研讀。
１９６４年休假後移居鄉村小樓，開始計劃寫《朱子新學案》。１９６５年夏，錢穆曾赴馬來亞大學講學，餘暇專攻朱子。次年２月返回香港。１９６７年１０月定居臺北，先住金山街，翌年７月遷至雙溪蔣中正所贈庭園小樓。因錢先生幼居五世同堂大宅之素書堂側，故以“素書樓”名新居。此時錢先生以最高票當選為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錢先生用七年時間完成巨著《朱子新學案》。此書得到哈佛資金協助。此書是他晚年的代表作。作者不僅深入論述了朱熹學術思想，而且花大功夫係統疏理了朱子思想資料，夾敘夾議，精微邃密。作者把朱熹放在整個中國思想史上考察，突出了朱熹在中國思想史後半期的重要歷史地位，同時連帶地解决了朱子卒後七百多年來學術思想史上爭論不休、疑而未决的一些重要問題。如在哲學上的理氣論與心性論是一大問題，錢穆用理氣一體渾成的道理解决了學者對理氣二元或一元的爭論，也用心性一體兩分的道理，打破了思想史界關於程朱與陸王的門戶之見。在學術上，他再現了朱熹作為百科全書式人物的形象。在治學方法上，義理與考據孰輕孰重也是學者們爭論的一個焦點，他用“考據正所以發明義理，而義理亦必證之考據”的方法剋服治學方法上的偏頗。《學案》是他研究理學的重要著作。國際漢學批評傢楊聯升讀《學案》後，贊嘆不置，說錢穆治中國學術思想史，“博大精深，並世無能出其右者”。
錢先生完成《學案》以後，應張其昀之約，任臺灣中國文化學院歷史係教授，每周兩小時，學生到他傢聽課。又應蔣復璁之約，任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院在素書樓對面。院為錢闢一研究室，錢在此讀《四庫全書》中宋、元、明理學諸集，並撰寫專論。此期間撰著出版了《中國史學名著》、《雙溪獨語》、《孔子傳》、《理學六傢詩抄》等。此期間錢氏將六十年來主要學術論文匯總，保持原貌，略作改訂，編成《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共八册。此外，他關於學術思想方面的論著匯集還有《莊老通辨》、《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中國學術通義》等。其它關於中國文化的論文或講演集有：《中華文化十二講》、《中國文化精神》、《民族與文化》、《中國文化叢談》、《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歷史與文化論叢》等。關於文學方面有《中國文學講演集》等。
錢穆居雙溪時，曾先後兩次去日本、韓國訪問，又數度去香港作講演。他８０歲時，在夫人陪同下南遊，寫成《八十憶雙親》，緬懷父母養育、教誨之恩及兄長扶掖、幫帶之情，透露出對大陸親人的眷懷與思念。後又寫《師友雜憶》一書，對他的師友交往、著作旨趣、生活道路作了全面、平實的回顧。１９７７年，錢穆８３歲，鼕天胃痛甚劇，次春患黃斑變性癥，雙目失明。時新亞書院創設錢穆講座，金耀基院長懇請他作首次主講人。錢先生的講演題為《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１９８０年夏，錢穆在夫人陪同下到香港與闊別三十二年之久的在大陸的三子（拙、行、遜）一女（輝）相見。次年再到香港與長女（易）長侄（偉長）相見。１９８４年，錢穆９０歲，在港門人舉行壽慶活動，先生得以與二子、二女及孫（鬆）孫女（婉約）團聚了一個月，享受天倫之樂。１９８６年，９２歲生辰，在素書樓講最後一課，告別杏壇，最後對學生贈言：“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１
先生晚年目盲，展紙落筆，亦僅偶有疊字。賴夫人查閱舊籍，引述成語。稿成後，請夫人誦讀，口授訂正。他的最後一部著作《晚學盲言》就是這樣誕生的。夫人對先生悉心照料，體貼入微。伉儷情濃，老而彌篤。先生晚年的最後一篇文章，是臨終前三月口授，由夫人記錄整理而成的，表達了他對中國文化的最終信念。他對儒傢“天人合一”這一最高命題“專一玩味”並因自己最終“徹悟”而感到“快慰”。這是他的晚年定論和臨終遺言。他生前多次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國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與自然合一則是中國文化的終極理想。”(1)
錢穆，這位為弘揚中國文化奮鬥終身的一代國學大師，於１９９０年８月３０日晨在臺北寓所平靜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後一刻，享年９６歲。他沒有去西方基督教所幻想的天國，也沒有到佛教所希望的涅的彼岸，而是魂歸於祖國母親溫暖的沃土中。１９９１年１月，錢夫人捧先生靈灰歸葬於太湖西山之俞傢渡石皮山。錢夫人及二三門人搜集、整理的一千七百萬言之《錢賓四先生全集》三編（甲編：思想學術，乙編：文史學術，丙編：文化論述）五十四巨册，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７年由臺北聯經出版公司出版。
回顧錢穆的學術道路，正如他的高足嚴耕望先生在《錢穆傳》最後所指出的：“綜觀穆一生治學，少年時代，廣泛習讀中國古籍，尤愛唐宋韓歐至桐城古文，後漸趨嚮學術研究。壯年以後，偏嚮史學發展，故史學根基特為廣阔，亦極深厚。再就其治學途徑程序言，先由子學入門，壯年時代，最顯著成績偏在考證功夫；中年以後，以通識性論著為重。但不論考證或通識論著，涉及範圍皆甚廣泛，如政治，如地理，亦涉社會與經濟，唯重心觀點仍在學術思想，此仍植基於青年時代之子學愛好。是以常強調學術領導政治，學統超越政統。”
“近七十年來，中國史壇甚盛，名傢大師輩出。論根柢深厚、著作宏富，不僅穆一人；但其才氣磅礴，識力深透，文章勁悍，幾無比倫。衹到晚年，後輩學人從其問學，仍常感其思如泉涌，隨時提出新觀點；退而思之，亦多有理據，非恣意想象之說。縱或感其論點如天馬行空，難可捉摸，但仍富啓發性，好學深思者，聽其言，讀其書，不論能否領受，皆可獲啓示，當別開蹊徑，不能執着，拘守成規，此為其著作除建立本身論點外，對於史學教育之另一貢獻，殊為難能１
“穆自民國二十年代，驟躍居史壇前列，聲譽日隆，於同輩中年齒最少，而年壽最永，其謝世亦標識同輩史壇之落幕。民國以來，史傢述作甚豐，穆著述尤富，遍涉中國文史哲藝，諸多別識，今後學人含英咀華，必將有更深遠之影響。”(2)
錢先生不僅僅是一位專纔，一位學問傢，一位史學巨擘，而且是一位通儒，一位著名的思想傢。他的學術著作和講演不僅僅有學術的、學理的價值，而且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哲理性。他以誨人不倦、著述不倦的一生，以整個的身心，捍衛、弘揚我們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傳統的精華，抗拒着工業化、商業化的現代社會對人性的肢解，抗拒着歐風美雨狂飈突進時代所造成的民族文化生命的衰亡。他肩負着“為往聖繼絶學”的使命，是我們民族的真正的脊梁！
錢穆一生把為學與做人緊密地結合起來，更強調如何做人，首先是如何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他說：“數十年孤陋窮餓，於古今學術略有所窺，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雖居鄉僻，未嘗敢一日廢學。雖經亂離睏厄，未嘗敢一日頽其志。雖或名利當前，未嘗敢動其心。雖或毀譽橫生，未嘗敢餒其氣。雖學不足以自成立，未嘗或忘先儒之榘，時切其嚮慕。雖垂老無以自靖獻，未嘗不於國傢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責。”(3)他的一生大半是在中華民族危亡和中國文化日漸衰弱的年代中渡過的。他不辭辛勞地講學、辦學、教書育人、著書立說，把全部的愛心、全部的情感、全部的智慧、全部的生命都奉獻給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偉業。
他一生與甲午戰敗以來的時代憂患共終始。他說：“餘對中國傳統文化之深博偉大，所知甚淺。然自問愛國熱忱，則自幼年迄於今茲，從未後人。凡我所講，無不自我對國傢民族之一腔熱忱中來。我之生年，在前清光緒乙未，即馬關條約臺灣割讓日本之年。我之一生，即常在此外患紛乘，國難深重之睏境中。民國元年，我即在鄉村小學教書。我之稍有知識，稍能讀書，則莫非因國難之鼓勵，受國難之指導。我之演講，則皆是從我一生在不斷的國難之鼓勵與指導下睏心衡慮而得。”(4)因此，他的著作的字裏行間浸透了血和淚，浸透了深厚的民族悲情和歷史意識，充滿了對過去的思念與敬意，對未來的企盼與信心。面對２０世紀中國文化的睏境，即價值係統的崩潰，意義結構的解體、自我意識的喪失、精神世界的危機，錢先生的生命的呼應與存在的實感，化成他的學問、業績、演講、著作，苦心孤詣，感天撼地。他的學問與他的生命渾成一體！(5)
註釋:
(1)錢穆：《中國文化十二講》，臺北東大圖書公司１９８７年三版，第８６頁。
(2)嚴耕望：《錢穆傳》，載臺灣《國史擬傳》第５輯，第３１０－３１１頁。本文多處采用了嚴先生的《錢穆傳》和《錢穆賓四先生與我》（臺灣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２年版），特嚮嚴先生致谢。除嚴先生論著外，本文的主要依據是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嶽麓書社１９８６年７月第１版。
(3)錢穆：《宋明理學概述》自序，臺北學生書局１９７７年版。
(4)錢穆：《中國文化精神》序言，臺北三民書局１９７１年版。
(5)除註(2)所說明外，本文還參考了如下論著：羅義俊：《錢賓四先生傳略》，載《錢穆紀念文集》，無錫縣政協編，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４月第１版；何佑森：《錢賓四先生的學術》，載《中國哲學思想論集》第８册，臺灣牧童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餘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中國現代學術》，臺北三民書局１９９１年版；郭齊勇、汪學群：《錢穆評傳》，江西百花洲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月第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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