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北上求职 垂头丧气返香港
为了圆自己的外交官之梦，查良镛毅然抛妻离职，北上京都再敲“外交官之门”。他兴冲冲地找到乔冠华。谁知结果是垂头丧气地南回香港。
尽管查良镛给一纸“勒令退学”断了外交系毕业后再做外交官的可能，可他仍心存梦想，再入东吴法学院进修国际法；尽管进了报馆做的是他有兴趣做的工作……但这一切都未能剪断他的“外交官情结”；找机会做个外交官仍是他心中最大的抱负。
就在查良镛做电讯翻译和编国际新闻版的同时，他也念念不忘地经常在报上发表有关外交及国际法方面的文章。
1949年11月9日，也就是新中国正式成立一个多月后，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体员工4000余人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政权领导。11月，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衡阳铁路局发表声明，称“前粤汉、湘桂黔及浙赣各区铁路局所辖铁路存港器材、物资、汽车、款项均为人民国家所有，严禁冒领及私自承购”。而台湾国民党方面也曾派员到港，打算处理上述那些资产。国共双方因此发生争辩。
就在国共双方就此问题争持不下的时候，查良镛根据他以前学过的国际法知识，写了一篇长文《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于11月15日和18日分两天在《大公报》发表，阐明中央人民政府拥有铁路部门在香港的资产。这是查良镛在《大公报》上发表的第一篇国际法论文。自此，他写的这方面文章就时常出现在《大公报》上。
由于查良镛在这方面十分用心，因而文章写得颇有见地。尽管未在香港获得什么反响，却不期然在日本东京得了一个知音。
这知音名叫梅汝璈，乃中国国际法的权威人士。梅汝璈曾任东京战犯法庭中国首席大法官，与英国、法国、苏联等盟国的法官在东京审讯二次大战的日本战犯，并参与判处战犯东条英机死刑的审讯，所以颇有声望。
梅汝璈是在东京读到查良镛的文章的，发现很有见地，便格外留意起来，并记住了查良镛的名字。一次，路过香港，特地约了查良镛见面倾谈。当看到前来的查良镛竟是一年轻后生，此后又读了查良镛的几篇用英文写的国际法论文，梅汝璈更加欢喜，暗自庆幸自己发现了一个可堪造就的人才。
梅汝璈是国民党员，但鉴于他的声望，大陆解放后，中国外交部仍邀请他为顾问。梅汝璈在盛情之下离开东京，赶到北京。还在路上，梅汝璈就想到：刚成立的外交部急需人才，而他印象深刻的查良镛再合适不过。一到北京，梅汝璈便急急给查良镛发了电报，说自己身边没有好助手，希望查良镛能到北京协助他工作。收到电报，查良镛十分高兴。这不正是自己苦苦追求、殷殷期盼的吗？终于可以一圆“外交官之梦”了！天赐良机，怎可错过？！查良镛即刻作出决定：北上！
在查良镛北上一事中，有一段插曲。
查良镛这时已经结婚成家。由于查良镛的私人生活十分隐秘，绝少向外人提及，只能分析推断：在查良镛的三次婚姻中，这是第一次。极可能查良镛是在内地结了婚，再带太太南下。
据说查良镛的这个第一位太太来自养尊处优的家庭，因而十分在意生活水准。当查良镛携太太从内地南来香港时，最初作为报馆的小职员，每月薪金200多元，虽说维持基本生活不成问题，但却让养尊处优惯了的太太颇有怨言。到后来，查良镛的月收入加上稿费达到800多元，太太才稍感满意。可恰在这时，查良镛决定北上，这一决定，遭到了太太的强烈反对。但查良镛已不肯回头。和当时所有怀有一腔报国热情的年轻人一样，查良镛觉得家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为国家做点事。他没有理睬太太的反对，坚持把太太安顿回了娘家。以致夫妻关系从此恶化，并导致后来以离婚告终。
从这段插曲中，可见查良镛北上的决心之大、之切！
查良镛风风火火满怀希望地北上了！这是在1950年。
后来有人形容说，那时，查良镛上穿方格恤衫，下着牛仔裤，一身小资产阶级打扮，独自兴高采烈地去了红色北京。
到了北京，查良镛见过梅汝璈后，便去外交部找到当时任周恩来秘书的乔冠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乔冠华曾作为中共地下党员在香港秘密工作过一段时间。1946年，他又受中共组织委托，再次到香港来，创办了新华社香港分社，任第一任社长，直到1949年底才返回北京。其间，他时常在《华商报》等报刊发表国际问题评述文章，查良镛很佩服他的文才。到了后来，《大公报》“左倾”后，乔冠华几乎每周都与《大公报》有关人员开座谈会，交谈国际、国内形势，磋商编务。每次座谈会，查良镛与乔冠华都能碰面。相熟之后，两人颇感意气相投。除乔冠华外，当时外交部还有位部长助理杨刚女士，她曾是《大公报》驻美特派员，既认识查良镛，也很欣赏他的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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