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弼虽然是个严厉的上司，但他的心胸非常开阔，他让下级把这篇文章一字不改刻石立碑于凌虚台旁。也许，陈知府就是要通过这篇碑记告诉后代的年轻人，究竟应当怎样正确看待少年成名，怎样才能真正做一个成熟的人，就是要让年少才高的苏轼领会他的一番良苦用心。
陈公弼对苏轼的态度很值得我们思考。现在有不少的孩子，因为学习成绩优秀，就成为家长、亲戚、教师、同学心目中的小明星、小皇帝，大家对他们真可以说是众星捧月。这容易使他们形成一种观念，觉得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都是上天赐给他们的，都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与自己的家人、朋友、老师都没关系。其结果是即便顺利考上了重点中学、重点大学，也只不过是个自高自大、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而不是一个心理生理健康、健全的人。
苏轼是幸运的，在家里有严父慈母的教诲，在学习中有欧阳修这样的导师奖掖提携鼓励，到了工作岗位上，又有陈公弼这样严厉的长辈时时敲打他，这对于苏轼人格的健康成长有很大帮助。多年以后，苏轼曾不无悔悟地回忆起这段往事，他在《陈公弼传》中写道：
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
意思是：我在凤翔做官的时候，年少气盛，不懂事，屡屡与陈公弼大人发生争执，有时候甚至怒形于色。现在想起来真是非常后悔。
苏轼写《凌虚台记》的时候，只有二十八岁，他对世事、对官场的认识还很肤浅；而当他写《陈公弼传》时，已经四十六岁了，在经历了仕途、人生的风风雨雨、曲曲折折之后，他自然理解了当年陈公弼严格要求他的良苦用心，所以他以撰写传记的方式表达对长辈陈公弼的深深敬意。苏轼一生只写过十篇传记，其中只有二篇传记涉及当代人物，这十篇传记中，为陈公弼所写的这篇最长，也最为详尽。
新旧党争 针锋相对
苏轼在凤翔任职三年，于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正月回到了京城。皇帝后来想将他招入翰林院，负责起草诏书，做皇帝的机要秘书。但是宰相们认为苏轼的资历还太浅，经验不足，需要经过更多的锻炼，于是让他改任直史馆，负责编修国史，这对苏轼来说也是个很重要的岗位。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连串的不幸事件降临到苏轼的头上。首先，这一年五月，他的夫人王弗在京城不幸去世，年仅二十七岁。妻子的丧事还没有料理停当，第二年四月，父亲苏洵又与世长辞了，享年五十八岁。于是苏轼苏辙兄弟护送苏洵的灵柩回四川老家，按照规矩须为父亲守丧三年。
苏轼此时并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家乡。熙宁元年冬，当他准备重返朝廷的时候，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激烈的政治风暴，而自己后三十年的人生命运将不得不与这场政治风暴紧紧地联在一起。当年离开家乡去参加科举的时候，他曾与弟弟苏辙相约，功成名就之后返回家乡共享田园之乐，但他没有想到，这一次离开眉山，这个愿望将永远无法实现了！
那么等待苏轼兄弟的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政治风暴呢？就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为什么要变法？这还要从宋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说起。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以后，他吸取唐王朝因藩镇割据而最终亡国的教训，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把全国的军权、财权、行政权等统统集中到自己手中。这虽然保证了国家秩序的稳定，但也带来许多弊端。比如宋太祖一方面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武将的兵权，交给文臣掌管，一方面又常常调换、换防各地军将、士兵，目的在于"兵不识将，将不识兵"，避免出现军阀拥兵自重的局面，但这样一来却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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